一度非常怀疑所谓“旅行文学”的意义，毕竟用文字去阅读世界永远替代不了用身体去感受世界。杨潇的《可能的世界》再次证明文字替代不了身体，但往往能超越身体。普通的游客只会把世界当答案，好的作者把世界当问题。
《可能的世界》记录了杨潇2010—2019十年间前往美国、埃及、日本、肯尼亚、墨西哥、印度、泰国、缅甸、塞尔维亚、德国、爱沙尼亚、爱尔兰等十多个国家游学采访的足迹。
第一章第一篇《横越美国》，杨潇登上美国的火车，如果你要谈论火车就不能只谈论火车，查尔斯·狄更斯，杜鲁门·卡波特与《冷血》，霍布斯鲍姆与《革命的年代：1789—1848》，威廉·透纳与《雨、蒸汽和速度—开往西部的铁路》，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与《钢铁之路：技术、资本、战略的200年铁路史》，“掉书袋”让沙子和远山不再只是沙子和远山。时间让空间变得饱满，谈论让谈论变得有意义。
“可能性”就渗透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作用下，有很多令人激动的时刻，比如某个午夜，作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对面的哥们儿站起来就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底裤，穿上靴子，披着貂就出去了。
20世纪60年代时，这仪式的确以嚎叫为主，每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一周，学生会打开所有宿舍的窗户，集体咆哮十分钟。20世纪90年代左右，嚎叫演变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减压。一个学生曾在报上描述自己的体验：“我看到象征着这个国家学术尊严和光荣时代的哈佛庭院被1000个光屁股填满。经过那些寒冷、尴尬、悲惨但很爽的瞬间，对期末考试的焦虑被抛到了几光年之外……”
——《哈佛来信》
青年，学校，知识，道德，生命，一个光屁股也许是重启人生的蝴蝶效应。
当然也有更多令人沉思的可能性。
察沃并不是铁路工人唯一遇袭的地方。我们的火车后来还路过了一个名叫辛巴（Simba，斯瓦希里语“狮子”之意）的小站。当年，在这个距离现在的内罗毕只有140公里的地方，狮子还杀死了一位名叫查尔斯• 雷亚尔（Charles Ryall）的英国军官。雷亚尔曾在印度服役，在当地猎杀过老虎。他的计划是蹲守在一节窗户敞开的车厢里，吸引食人狮靠近后再开枪。不幸的是，他打了个盹，自己成了猎物。我在内罗毕的铁路博物馆看到了那节车厢，编号12号，里面深绿色的上下铺占据了大多数空间，很难想象一头狮子如何悄然跃入，再带着一个成年男性跃出。车厢外有两条长椅，我坐在那儿休息时，旁边几个肯尼亚年轻人在刷抖音，各种洗脑的中文音乐混合着猪叫声，笑得他们合不拢嘴。
——《通往非洲之心》
什么是进步？科技和制度是进步的佐证还是傀儡？
书中的十二组文章里，质量最高感触最深的应该是美国、埃及、日本、塞尔维亚，以及爱尔兰的后半部分。
桑德斯教授那篇访谈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和“他们”如此相像：“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市场能够带来公平有最大的自信。”日本杏林大学刘迪副教授的提醒让我们少一些傲慢，“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内阁在走马灯似的换，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稳定之下地方自治体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虽经历二十年经济不景气，都仍然没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动荡之后的埃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倍受撕扯，被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撕裂的塞尔维亚正在经历种种似曾相识。
在种种游历后，杨潇感受到的更多是困惑，科技，知识，自由，权利，全球化，网络化，这些曾被视为人类文明胜利果实的骄傲已经逐渐退居二线，它们伤痕累累，气喘吁吁，它们只能代表自己。尤其是将2010与2020对比之后感触尤为明显。
“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但不是村落的“地球化”，而是地球的“村落化”。
许知远的序言与杨潇的正文是同一种文风，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世界看似充满可能，却有种无法解释的必然。”
船是一桩悲剧，却是那个乐观繁荣时代的产物；墙是和平象征，却拖着仇杀与战乱的长长阴影。船是活的，墙是死的。船是未来，墙是返祖。历史钟摆总是在船与墙之间摇摆。船是移民，是流亡，是奥德赛；墙是原乡，是终老，是美杜莎。船是自由的战栗，墙是安全的风化。船是冒险的，也可能是疯狂的；墙是稳重的，也可能是麻痹的——这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一再使用的词语。船是全球化，墙是部落化。船是世界公民、墙是身份政治。船总是看着远方，要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墙眼里只有邻里，确信情感与道德会随着距离拉大而不断衰减。
——《来自往昔的信号》
优雅的忧伤的“船”作为一种带来可能性的象征被放到书的最后，与遍布各地可见不可见的“墙”做着抵抗。这依然是一种颇有古典气息的“自信”。然而，“墙”的越来越高不就是用来抵御“船”的越来越大？船与墙，相生相克，很难说谁更疯狂。
“船”的作用更像书中所引的《海上钢琴师》，当1900走下舷梯，但最终还是没有踏上纽约的陆地，那一瞬间他大概也“蒙掉了”：
“拜托，能告诉我城市的尽头在哪里吗？……城市里纵横交错的街道，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老天啊，你看到那街道了吗？光街道就有成百上千条！你怎么在那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