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以「红票」作为引子，讲述了西方传教士在清朝从兴起到衰落的整段历史，同时探讨了「传教事业为什么在中国失败」的问题，对传统的「排外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提出了反对。
在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名为《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的拍品，也就是「红票」——在英语世界中，它被称为”Red Manifesto”。这是一份1716年康熙内务府印刷的公开信，宽39厘米，长93厘米，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出，由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带回欧洲。
这封信的内容，是康熙皇帝发给欧洲人的「寻人启事」：他曾在1706年和1708年派遣两批传教士前往欧洲。但直到现在，这些人都没有正式的消息传回。他希望通过这封公开信，告知欧洲各国，他期待着他们的回复和进一步的交流。
由此，镜头闪回明末清初，引出了「西方传教士入华」这段中西交流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在这段中国历史上巨变的时期，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经历着他们独特的命运。他们不仅见证了明清易代的血雨腥风，更在与清朝权贵的接触中，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利类思是西西里人（现属于意大利），1636年（崇祯九年）来华；安文思是葡萄牙人，1640年到成都，二人在那里传教。他们在张献忠的大西朝为官，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
1648年，满清将领豪格西征张献忠得胜回京，两位神父在战场上被豪格大军俘虏，成为豪格的奴才。豪格1648年去世后，两位神父的奴籍转到佟图赖名下。在满洲社会中，奴才并非贱民，身份取决于主人的地位。成为佟家的包衣奴才，使得两位神父有机会接触到清朝皇室和权贵。佟氏家族在满人政坛有重要地位，从努尔哈赤时期起就在满人政坛中扮演重要角色，满人入关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有「佟半朝」一说。
满清对于传教士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掌握的西洋技术，尤其是火炮制造和使用。这也是两位神父在清朝军中得以保全的原因。
两位神父与佟家相处甚欢，1653年，佟图赖帮两位神父消除奴籍。他为消除奴籍费了不少周折，摆席宴请官员打通关节。1655年，在佟家引荐下，顺治皇帝赏钱赐地给两位神父修教堂。
汤若望是德国籍耶稣会士，清军入京后，传教士选择了归顺清朝。他凭借精湛的天文历法知识，赢得了清廷的信任，在朝中担任钦天监监正，深受顺治皇帝器重。他与清廷的关系，使得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获得提升。
不过，虽然顺治皇帝对传教士讲的东西以及安文思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有兴趣，但这些往来停留在世俗层面，是基于君臣关系和主奴关系的，和天主教信仰无关，而顺治皇帝本人笃信佛教。
1664年，汤若望被参劾，罪名包括谋反在内的多条。大部分罪名经审查都子虚乌有，但他被定罪的关键一条是把顺治最爱的董鄂妃所生夭折皇子埋葬地的风水算错了，被认定这导致了顺治的英年早逝。结案结论是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内一帮汉官是有意错选埋葬风水，判决凌迟处死。但北京发生地震后，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直接出面干预，汤若望被赦免死罪，其他汉官被处斩。
这个案子就是「历狱」，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案例，但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打击汤若望其实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历狱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方针策略。传教士们认识到算命风水领域触碰不得，开始转向接近满人权贵圈层，满语学习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
传教士在康熙朝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汤若望曾在顺治驾崩前两天觐见并推举康熙继位，他给出康熙得过天花不会再感染的理由，这似乎可以看做一份政治遗产。南怀仁等传教士通过参与推翻鳌拜等政治事件，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作为康熙的老师，南怀仁长期陪伴康熙，在康熙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成长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康熙从1669年铲除鳌拜后开始在礼部安排下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典籍，同时跟着南怀仁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和西方音律等欧洲学术科目，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是在南怀仁培养下产生的。
传教士的更替传承还影响了康熙朝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他们熟悉欧洲情况，向康熙提供了俄罗斯的信息，帮助他制定外交策略。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传教士实际扮演了重要角色，谈判在边界、人口、贸易、领土归属等方面达成了多项成果。
传教士入华的目标是传播天主教。南怀仁去世后四年，即1692年，经过索额图多方打点、私下运作，礼部最终同意了天主教的传播，康熙在礼部部议基础上下发了容教诏书。这意味着天主教得到清朝认可，可以合法传教。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制造火器以及与俄罗斯谈判这三条公认的功绩是容教的基础。
当时，清朝存在君臣和主奴两种关系。传教士能在康熙身边行走，来往于宫中，名分是建立在主奴关系上的。他们依靠与康熙母亲的佟家之间的主奴关系名分得以进入康熙的内部圈子。后来的传教士继承主奴关系，就像包衣奴才世袭一样。
1706年，康熙决定要全面管理在华传教士，要求传教士必须到他那里注册登记，申请领取印票，并且让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这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人机构，传教士在内务府体系下享有特权，不受地方官员管辖，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关于基督徒能否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例如：
这些行为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可能被视为偶像崇拜，而天主教强调一神论，不允许崇拜其他神灵。因此，在华的传教士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传统礼仪产生了分歧。
在天主教内部，不同的修会（如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不同的传教士，对于中国礼仪的看法并不一致。耶稣会认为中国的这些礼仪是社会和文化的习俗，没有宗教意义，可以被接受；而多明我会认为这些礼仪具有宗教意味，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应该被禁止。这种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需要教皇来裁决。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签署了一道禁令，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这一下子让在华的传教士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在中国落实这道禁令，教皇特地派遣了教皇特使多罗（即卡洛·托马索·迈拉德·德·托农）前往中国，负责传达教皇的旨意，并解决天主教内部的纠纷。
多罗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项使命，他与在华的耶稣会士产生冲突，也没有取得康熙的信任。康熙认为中国的礼仪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无关，他不接受教皇对中国文化的干涉。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规范管理，教皇特使多罗极力反对，这场纠纷加深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误解。
为了向教皇澄清礼仪问题，康熙多次派出使节，但大多在途中遇难或被教皇留在欧洲——教皇坚持禁止中国礼仪，不允许他们返回中国。
康熙不断向北京的传教士打听使节的消息，但多年杳无音讯。为寻求回复，康熙发布红票，向欧洲昭告他派出的使节未归。这是一封公开信，印有汉文、满文、拉丁文，墨色为朱砂红色，发给所有来华的西洋人，要求带回欧洲。
教皇收到红票后，感到压力，决定派遣第二个使团，还准备了长信解释之前几位使节的遭遇。教皇第二使团来华时，康熙先统一传教士思想，与教皇特使嘉乐进行多次谈判博弈，软硬兼施，最后嘉乐提出通融条款，对礼仪问题作出让步，允许部分礼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康熙接受，双方对结果满意。
康熙之所以在与罗马沟通中显示出极高的耐心，背后原因包括他并非真正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有对西洋技术和人才的需求。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传教士因政治站位在康熙朝取得信任，在雍正朝也因此收到了冷落。传教士们在康熙晚年支持了其他皇子，却忽略了雍正，导致他们在雍正继位后失去了靠山。
雍正确实和康熙在喜好上有很大差别，康熙对西洋知识、器物感兴趣，而雍正登基后，立即将传教士从内务府中驱逐出去。他们失去了以前的特殊待遇，不能再自由出入皇宫。
雍正明确告诫传教士们要遵守规定，不要干涉政治。然而，一些传教士如穆经远卷入了宫廷斗争，最终被处死。穆经远曾与皇九子关系密切，甚至被怀疑参与了反对雍正的活动。
1724年，闽浙总督满保上奏，说福建有传教士在教堂内男女混杂，不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建议禁止基督教。雍正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下令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只允许少数在京城为朝廷工作的传教士留下。
在给传教士的朱批中，雍正称禁教是因为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是「封疆大臣之请」，结果是大臣「廷议」的结果，自己只是按朝臣意思办「公事」。
雍正禁教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个人信仰的影响：雍正是虔诚的佛教徒，尤其修习禅宗，有着深厚的佛学素养。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他的信仰格格不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考虑，雍正担心传教士与被他打压的兄弟们勾结，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
在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基督教和西方科学。这段历史在中西方学者中备受关注。然而，关于为什么传教士的事业在康熙朝达到辉煌却未能延续，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
20世纪初，持「排外理论」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排斥性，导致了传教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重新融入世界，排外理论逐渐被「文化冲突理论」取代——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中西文化处于同等高度，冲突的根源在于二者的不匹配。
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是由于文化上的问题，是「拿着结论找证据」，没有充分考虑传教士在康熙朝的成功，以及中西文化曾经的融合。作者认为，过于强调历史规律，容易忽视个体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传教事业的失败有多种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比如，金尼阁神父的自杀，导致西学翻译事业的中断，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偶然事件。而康熙的突然去世和雍正的即位，改变了传教士和西学在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