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坚持摒弃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惯用的高深术语，在首章建立起“头脑-内心-身体”的通俗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又属“头脑”和“内心”的概念辨析最为关键。起初我觉得这对概念实属老生常谈，早已在精神分析的“超我-自我-本我”中阐述得很明白了；随着文字的深入才渐渐意识到，作者对于抑郁症的认识其实是建立在坚决的人本主义立场上。他对于调适头脑与内心关系，放下自我控制和“精神力量”的见解，与其说是针对精神疾患的修复指南，不如说是对于现代社会下被异化的一切个体敲响的警钟——接纳你自己。
这是一个崇尚理性、追求高效的“头脑”的时代，也是爱憎分明、专注于此时此刻的“内心”被忽视的时代。作者认为，人们的情绪问题总是来源于“头脑”与“内心”的对立。抑郁症患者往往被指责“缺乏意志力”，作者明确反对这一观点，提出他们恰恰是“意志力和忍耐力极强”的群体。当内心和身体（这二者总是成为同盟）遭受头脑的严酷统治时，会以“罢工”的方式向大脑传递反抗的信号，并体现为抑郁早期的躯体化症状；如果头脑继续企图操控失控的身心，无法再得到响应，就会将内心和身体视为“废物”，自杀的念头由此产生。
据上可见，作者并不着力于给出关于抑郁症科学严谨的专业介绍，而是提供了一道目光，普通读者并不会因陌生而对抑郁症产生距离感，反而能通过这道目光看见作为当代人并无二致的精神现状。为了更好地区别“头脑”与“内心”，作者以失眠为例，指出“想睡而睡不着”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措辞，它的准确说法应该是“应该睡而睡不着”。在现代生活时钟里，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无法准时睡着视为一种症状，而忽视了社会生物钟的潜在控制意味，以及身心通过失眠传递出的反抗信号。
作为精神科医生，作者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对抑郁症诊断的科普。当下主流的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国际疾病分类》本质上是服务于医疗信息整合的“操作性诊断标准”，它只关注表面症状，而不深究其原因，造成了抑郁症的诊断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在临床诊断中，对诸如“内源性抑郁症”“非典型抑郁症”等的细分考验着医师的专业水平——仅就抗抑郁药物来说，这两者就会在不同人群中呈现迥异的临床效果。
第3章是整本书最为华彩的一章。将抑郁症形容为“心灵感冒”是精神健康启蒙实践中的一种妥协，社会上对于这种措辞是否妥当也各执一词，部分抑郁症患者会认为“感冒”的类比将抑郁症对人的摧残说得太轻，坚持应当用上“癌症”之类更加严重的词汇。但作者敏锐地指出，在这种妥协背后暗藏着更大的隐患，即“缓解”与“治愈”的医患认知差异。他认为：
疾病是从身体内部出现的，它的出现是为了向患者传递某种信息。
疾病通过核心症状引导患者进入更加自然、更加令人满意的状态。
在此前的第2章节，作者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下，头脑像二进制的计算机一样，总是基于一套二元论的判断作为思考的基础，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当我们将“治愈”当作抑郁症康复的目标，就意味着抑郁及其躯体症状被当作了没有实质意义，需要被“战胜”的劲敌。（不由得令人想起央视2021年推出的六集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标题就隐隐传递着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
作者并非对抑郁症患者回归健康生活轨迹不抱希望；相反，他觉得抑郁症是一次新生的契机——前提是患者“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过自己在发病前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既然患者不再被视为残缺的个体，服药也不再会被视为“被药物支配”，对被迫服药的恐惧和内疚，大可以被转化为“我在利用药物补偿自己的身体”。此外，精神药物的研发是基于“神经递质紊乱”的科学发现，但这是否是激发抑郁的直接肇因？作者大胆假设，“神经递质紊乱”只是当前科学水平能够探察的中间现象——“导致神经递质紊乱的原因”依然是一个谜。总之，药物是控制精神症状的利器，但在非典型抑郁症泛滥的今天，精神疗法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过，比起疾病的生化属性，作者显然对它的社会属性更感兴趣，他在对“适应障碍”这一病症的解剖中为“不适应”的痛苦声辩，认为片面的适应等同于麻痹，将适应视为正常，是忽视环境痼疾的危险认知。在看待敏感的少数派的态度上，作者语出惊人：
我能感觉到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正是他们所在的家庭和公司等组织中最敏感的人，因为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环境存在问题。可以说，他们是发现组织出现畸形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现代社会中的抑郁症患者最先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出现是一种警告。
在4-6章，作者为抑郁症的照顾者和患者自身提供了一套自然调适的方案。有些观点在国内的精神卫生科普中可称掷地有声，譬如“为抑郁症患者的好转而开心也是一种陷阱”。但由于作者依然在大费笔墨去推崇“放下头脑控制”的观点，许多文字显得赘余，并且暴露出了一些弊病。如：
如果依从内心和身体自发形成的欲求来行动，患者并不会出现问题。基于自然欲求回归社会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不会给患者留下复发的风险。
与此矛盾的是，作者意识到了许多非典型抑郁症患者在发病前并没有典型的抑郁症状，是社会塑造了这种背离自然欲求的行为模式。那么，如何保证患者回归之后不会在生存重负下重拾原先的模式，进而再度陷入抑郁呢？
我相信，作者极力呼唤抑郁症患者投入一种尊重自然欲求的生活状态，包含着为常被诟病“累赘”的患者们除去污名的社会责任感。但当患者面对贫穷折磨或是痛苦的家庭关系无力抽身，甚至无法获得医疗系统的支持，所有“拒绝控制”的建议都再不生效。诚然，作者身在健全的医疗系统之中，实在开不出有效的方子。但他说“近年来抑郁症患者数量急剧增加这个社会现象意味着，不再仅追求吃饱饭、仅追求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国人来说实属谬论。作者在分析时代价值观时引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而其失策在于，将个体的发展概念误读为了社会概念——一段跨越温饱年代的历史，未尝不会在通往更高层次时迎来底层的崩塌。
不过，本书总体依然值得相当的肯定。在强烈的人本理念下，作者提供了一套清晰易懂的论述，对于陷在自我攻击泥沼中的患者是一套有益的认知翻转。而我认为本书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受众是抑郁病患的照护者——它将为他们提供看待亲人、爱人、友人的崭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