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翻过很多次，每次都觉得震撼却回过头来捞不起太多记忆。导论已经信息量颇大了，伯尔曼的认知结构、史料都非常扎实（貌似第三卷已经因作者的离世不了了之了）。
“the west”（西方）在此书中不是借助罗盘找到的地理概念，西方文明肇始于一次类似于罗马风格的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奠基经验”所开创的历史，这个开端是一次“革命”（revolution），革命的高潮是格列高利改革和授职权之争（1075-1122），由此罗马天主教“新教会法”（jus novum）形成，世俗法律体系也相应形成。这一革命是反对皇帝、国王和领主控制神职人员的革命，是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的革命，不仅如此，它还促成了大学的建立（最初的波伦亚法学院是中世纪由学生管理的高等学府的最初形态，universitas是学生公会，教师不是该社团的成员）、自治城市的创设等等。在历史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六次”伟大的革命：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此书的研究主题）、新教改革运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
此种言说的“西方文明”不是以色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但它的确从这些精神原型中进行了“采纳”，而非保存或继承，这是一次改造（transforming）；它与11世纪以前的日耳曼和欧洲其他部落民族文化之间也是存在根本断裂的；但总而言之，在这种西方法律传统中，“变化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由对过去的重新解释进行的”（p9），这才体现了历史对当下和未来的重要性所在。
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宣称革命这样一种根本转变似乎是矛盾的，但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将过去连根拔起，“由革命所确立的新的法律制度被赋予历史的一面”，其有历史根源、根据某种历史的型式。
六次重大革命都是“全方位的”。新的政府形式、新的关系结构、新的法律结构、新的历史前景和新的普遍价值和信仰等等，虽然过去的许多旧事物都存活下来了，但事物的总体——范式（paradigm）——却总是新的，由此伯尔曼将法律的革命与科学革命进行了类比，“范式”类同于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p21）。
与其他数次“民族革命”（因为都是发生在特定nation当中）相比，只有教皇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但是实际上西方民族革命都具有“国际性”，每一次革命都在几个国家同时准备，一次革命的爆发的恐惧毒素也是蔓延到其他国家的，更重要的是虽然革命都具有民族国家的色彩但是却保留了“西方的特征”，存在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价值。
每次重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对未来预言式的幻想”（p24），它“代表了对末世论（eschatology）——一种关于末日的救世主的梦想，一种关于历史正向最后结局进行的确信——的信仰和信奉”（p24），革命有着深刻的《启示录》背景，只有有这样一个对末日的盼望，历史的终结才是有意义的。基督教在犹太教的时间观念上增加了“旧的转变为新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耶稣复活将死亡变成新的开始，时间不仅是可加速的而且是可再生的；而末世论同样可能代价极高：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自由的神学摒弃了基督教的末世论，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末世论”，“当神学被埋葬时，俗人便利用其他终极性的源泉”（p26），马克思和尼采均是如此。
教皇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人们第一次把重生看做也适用于世俗的社会”（p26），在此前“最后的时间”没有物质世界的维度，而是在精神世界之内发生的，圣奥古斯丁认为saeculun（同时指尘世、时间）没有救赎的希望，为了精神的王国只能将它放弃；而教皇革命使得“上帝被用来作为衡量世俗秩序的标准”（p27），由此此后西方的数次革命都求助于超验的标准衡量当时现存的权力结构。
新的世俗宗教始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们的终极归属在“个人的头脑”，紧接着归属于民族，自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第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第一个脱离传统基督教同时又从基督教中接收了神圣含义和某些主要价值的意识形态”（p30），但它有一个重大对手——革命的社会主义，两者共享着基督教渊源，后者认为使用强烈的暴力和压制与末世论乌托邦并不抵触。
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遭受了危机，这是一种直觉感受；政府对经济生活有太多的普遍控制，先前的“私法”越来越受政府限制，这与之前的法律传统不相协调；法律传统中的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为社会利益而对契约自由予以限定等等，“法律正在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p37）；为了摆脱危机应寻求一种“法的社会理论”（a social theory of law），这旨在摆脱过分简单的因果关系决定论，而强调多因素之间的彼此互动作用；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的历史编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