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苏
段义孚先生于近日去世，他的离去令我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我与志丞老师刚翻译付梓的《我是谁？关于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自传》（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字里行间刻下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在我脑海里浮现出鲜活的画面。
我自知资历浅薄，还远不能站在某个高度，去评价先生一生的成就。左思右想后，决定依托这部自传的内容和翻译的感悟撰写此文，来怀念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
1999年，段义孚在69岁那年创作了自传《我是谁？》，回忆了从童年到晚年的经历。他为何要创作这部自传呢？
首先，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在开篇说：“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因此，这部自传是对自己大半生寻根历程的回顾与剖析。
他之所以感到自己无根，一个原因在于，青年时期，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住满五年。
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和家人一起长大，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第4页)
直到38岁，段义孚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在这两个地方各居住了14年。这才是他终于能感受到归属感的地方。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段义孚同样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人。他终身未婚（这与他关于生命救赎的体验有关）；另一方面，他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社会（这会在后文讨论）。因此，对段义孚而言，身份认同始终是需要审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土壤也有利于自传文学产生。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科技的迅猛革新和地域流动性增强，令身份意识的危机开始凸显。
“我是谁？”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的时髦问题。似乎每个人都在问。不仅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第4页)
进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传文学的写与读，对“根”的价值展开追寻。段义孚的这部自传，一定程度上，是该时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但又和时下多数自传文本明显不同。
首先，这部自传里，时间线索和公共事件皆不突出，也无特别丰富、如数家珍的个人回忆。原因在于，段义孚并不甘愿被过去某些不堪回首的时光捆缚，进而，很多事情都被他自己遗忘了；同时，他一贯追求精神胜于追溯具体事件，因为在他眼里，前者指向永恒，后者易于朽坏。
其次，通常用来吸引出版商和读者的那种扣人心弦、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部自传里很罕见。在他看来，自己人生大部分岁月都不如那些外向的自传者具有彰显自身的光彩，反而，他的成年时光多独自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也形成一道独特的“内在景观”（inscapes）——精神上的景观。因此，刻画精神景观是这部自传的主旨。
再次，与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不同，多数人是从童年的“炉台”走向成年的“宇宙”，但段义孚的人生轨迹却反过来，即，从世界走向了自我，从童年的公共领域走向了成年的私人领域。这绝不等于进入成年，格局反而缩小；相反，他愈益朝着由观念和思想构筑起来的宏大世界迈进，并通过文字与千万人分享。
因此，《我是谁？》的魅力在于，在平凡的事物与事件里，去看见个体生命在不断破碎与重建、踟蹰与前行的过程里呈现的意义与价值。难怪世界地理学最高荣誉奖的评委会，把段义孚比作地理学界的圣·埃克苏佩里，因为他们二人常能在平凡的事物中用情至深。后文我将从这部自传的情感经历入手，来解析先生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宇宙与炉台：生命最初的底色
段义孚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宇宙”（cosmos）走向“炉台”（hearth）。童年时期，他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经历各种公共事件。成年后，他的世界缩小到学术角落。这样的人生历程，为他一生的追求——心灵追求、关系追求与事业追求——均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段义孚成长在中国抗日战争年代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段茂澜是一名外交官，这让他在童年频繁接触到世界性的事件与人物。他在自传里提到与自己家庭关系甚深的三个人：段祺瑞、汪精卫和周恩来。
段氏家族起源于安徽，到了近代分为两支，一支家财万贯，住在合肥，是段祺瑞所属的一支；另一支家境贫寒，住在银山（可能在安徽芜湖附近），是段茂澜所属的一支。所以，段祺瑞一直资助段茂澜在南开中学的学费。后来，段茂澜接受了西方教育，为段义孚的童年创造了中产家庭的成长环境。汪精卫是段义孚母亲的一位远房表亲。由于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段茂澜一家对他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在私人感情上不得不有所顾念。周恩来是段茂澜的好友，虽然两人最终在政治路线上迥然不同，但私人友谊却一直维持。
“周叔叔”（我们这群孩子都这样称呼他）和我父亲能成为亲密的朋友，这很让人吃惊，因为他出身富裕，而我父亲却出身贫寒。……两人的政治选择南辕北辙，但却友谊长存。（第24页）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时常拜访段义孚家。段义孚说，父亲和周恩来在客厅里扳手腕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
正因父亲的外交官身份，和众多世界级政治人物都有或近或远的关系，这使得童年的段义孚总能亲历各种公共事件，生活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环境中。
同时，就读的小学也为他开启了世界主义的视野。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段义孚的记忆里，并非温暖家乡，而是贫穷、战乱、充满死亡和迷信气息的地方。或许，这同他的家位于重庆郊区的农村有关。在那里，他每日都要忍受空气的酸腐味、遭遇恶臭的泥浆、路过脏乱的小摊小贩和黑市的交易，偶尔还能撞见村子里的迷信——预防诈尸的白事。与此相对的是，1938年，段茂澜和他的朋友们，在南开发电厂旁，创办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段义孚在这所小学获得了世界主义的启蒙教育。课堂上，他认识了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伟大的科学家，还读到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些人物和故事令他的思维超越了地方主义和国族主义的狭隘，融入到更崇高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宇宙”里。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第224页）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是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在此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从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塑造段义孚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这片广袤的“宇宙”。童年时期，他已实现每日从“炉台”去往“宇宙”的穿梭。“宇宙”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一片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这般自我，段义孚的情感轨迹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规范观念。我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这四种爱。其中，“圣爱”代表了理念式的爱，宇宙式的爱。这样的爱，如何在段义孚的生命里逐渐成形？
（1）抚爱：逝去的阴晴圆缺
原生家庭是段义孚最初的心灵寄托，但显得并不牢固。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父爱的匮乏；二是易逝的母爱和兄弟们的暗暗争夺。
其实，段义孚并非完全体会不到父爱，只是儒家式父爱的坚硬棱角，令内心敏感的义孚屡屡受伤，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一层酸楚的人生观。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比较酸楚的人生观。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第63页）
当父爱被责任的外衣包裹起来，显得克制、坚硬而略带冷漠时，在儿子的记忆里就形成了若即若离，甚而空洞可怖的意象。加上父亲对长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爱，对身为次子的义孚和最小妹妹（段思孚）的忽视，令义孚对父亲的感情充满矛盾。最终，幽灵的梦魇成为根植在记忆深处的父亲形象。但此梦境也依然透露着他对父爱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第38页）
1980年，段茂澜在台北去世时，段义孚至终脆弱到没有心力去见他最后一面。
与父亲相比，母亲给予了义孚最温暖的抚爱，然而，这样的爱总是时而相聚时而分离。而且，兄弟之间还潜流着对母爱的争夺。
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段义孚一家正准备从重庆迁居澳大利亚。照片里，紧挨母亲的男孩儿是段义孚，最右边的是弟弟段三孚。段义孚说，自己试图挤开弟弟，想获得母亲更多关注，而且，这个位置本来应该属于弟弟，却被自己占据了。
年幼时，因有一位保姆在义孚身边照顾，母亲反而和他有一段距离。在他眼里，母亲就成了一位疏远、高贵、有魅力的人物。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在义孚的印象里，又变成一位脆弱而不谙世事的女性，这便激起他想要保护母亲的欲望。但母亲独立的个性并不需要儿子的保护。
段义孚常年在异地求学工作，与母亲见少离多。但每次相聚，母亲深切的关怀和不舍，都令他倍感温暖。自传里回忆了他因工作原因和母亲离别之际，母亲挖空心思，用“计”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九月临近，我和母亲都变得惴惴不安，但我们彼此都把这样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过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纳州上班了。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母亲都起得很早。我们先到城里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餐，这似乎是母亲发明的拖延战术。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走了。但是，母亲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计策，她坚持要我带一些加州产的橙子，在我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解解渴。于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银台旁等着她，而她则沿着过道故意慢条斯理地挑选着橙子，最后，她抱着一大口袋我们向我们走来。我们来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我把橙子放进车里，转身对母亲说再见，她立刻紧紧拥抱了我，掉下了眼泪。平日，她很少拥抱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第43-44页）
母亲不明原因的持续背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是一直笼罩在义孚心里的阴影。只是当母亲背痛偶尔消失或轻微时，他的心才会再次沐浴在母亲的欢声笑语与朗朗艳阳的家庭氛围里。然而，日子总是阴多晴少。最终，母亲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当医生带来母亲离世的消息时，段义孚发现自己一颗扣子掉了，便立刻钻到椅子下去找，到暖气片里去找。那一刻，命运似乎宣告着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耸立在了他的生命里。他告别了原生家庭，失去了曾经熟悉的亲密关系，从此，亲密关系与他的人生轨迹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