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谢宏维，男，1975年10月生，江西萍乡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灾害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斯土斯民：湘赣边区移民、土著与区域社会变迁（1600—1949）》、《中国自然灾害通史·明代卷》、《江西通史·明代卷》等，以及论文20余篇。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0(08)
对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讨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也经历了近80年。有关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各个方面, 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成果, 既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 同时也加大了工作的困难。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研究已经没有拓展的空间。方志远教授知难而进, 撰著出版《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一书。
全书共50万字, 由导论、上篇、中篇、下篇及引用文献等部分组成。导论为该书的总纲, 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着眼, 概括了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及演变轨迹。在全面评述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作者将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将特定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推动这些事件并且对国家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的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纳入研究视野, 目的是要动态地揭示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 以便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
根据这一思路,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上篇六章, 讨论的是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由于明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明太祖的个性, 宰相制度终被废除,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者认为, 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重新进行组合, 并形成了内阁通过票拟处理中外一切庶务、司礼监代表皇帝通过对阁票批红进行再裁决、六科签署或封驳一切“旨意”以行监督、皇帝不视朝不接见大臣“垂拱而治”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 皇帝不必亲自处理任何具体事务, 却可以随时追究任何部门的责任。这是明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
中篇六章, 讨论的是明代中央管理系统的权力制衡。在这个系统中, 以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御用监等为代表的内府宦官系统, 与以五府、六部为代表的外廷文官及武职系统, 以及都察院无所不在的监督, 构成了明代中央管理系统的权力制衡关系。本属都察院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所构成的“言官”系统, 又在这一“制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 中央管理系统的这种权力制衡早已超出了明太祖设计的所谓五府六部的“相互颉颃”, 而是以内制外、内外相制, 以下制上、上下相维, 无论哪一个部门, 其权力都在其他各种权力的制约之中。
下篇五章, 讨论的是明代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作者依照行省———三司———三堂———巡抚这一线索, 揭示了明代省级权力结构演进的全过程。明代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有一个由重建到强化再到削弱的过程。或者说, 对于基层社会, 明代经历了一个由国家直接控制转向由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控制, 再到国家失控的转变。作者同时也指出, 构成国家权力的种种因素, 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及统治效能的降低, 都有可能成为其异己力量。
在此基础上, 作者揭示了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轨迹———内廷机关的外廷化, 中央机关的地方化, 监察机关的行政化。这种轨迹其实也是中国历代政权国家权力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 但在明代表现得特别突出。
细读全书, 笔者认为本书有几处明显的特色。
1.视野宏大开阔, 立意深远。着眼于历史发展大势, 从具体问题入手, 经严谨论证, 回应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 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本书的立足点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 切入点是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及运行机制, 落脚点则是为了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君主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书中论述, 多追本溯源, 前后对照, 上下关联。为了准确把握明代内阁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将其与唐宋翰林学士、知制诰进行了比较。
2.资料丰富翔实, 考证精良。艰苦细致的史料功夫为史学研究的看家本领。本书以《明实录》、《明史》、《明会典》等正史官书为主要材料, 同时参考、引用了百余部文集、笔记及方志, 从而掌握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同时, 作者研读了我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海外学者的百余部 (篇) 相关著作, 为更高目标的实现找到了途径。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 广泛利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成为本书的一大特点。
3.分析深入合理, 新意迭出。作者凭借史料学、考据学功夫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素养以及自身阅历所带来的对中国历史的体验和感悟, 使得这项从明代内阁入手所展开的关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 从研究的视野、分析的深度到理论解释, 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书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尤其在一些“老”问题上取得了新认识。作者认为, 事实上, 任何专制君主都得受到社会经济条件、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在明代中后期, 皇帝在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上至少受到司礼监、内阁、六科等机构的“合法”限制 (第132-133页) 。作者指出, 明代宦官的全面参政, 是宦官参政素质的提高和文官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而在文官集团整体腐败的过程中, 一些被视为最可宝贵的道德信条, 竟然是由宦官来体现和坚持的。明代的衰亡, 是整个统治集团, 包括皇帝、官僚士大夫集团以及宦官集团全面腐朽的结果 (第95-98页) 。
当然, 任何优秀成果也不无缺憾之处。作者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并在“后记”中坦言:“因为涉及的面太宽, 需要关照的问题太多, 而大凡‘课题’, 又都有时限, 这就造成‘悟’得不够通达透彻, 综合分析及文化层面的揭示更显不足。”本书精辟地论述了明代国家权力在中央层面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 但对于动态地揭示国家权力在地方层面的贯彻实施则显不足, 对后者的探讨需要更多的学者联合攻关。
需要指出的是, 作者30年来对明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权力进行了持续关注,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同时还从地域文化、地域经济及学术思潮、文学思潮等方面入手, 对明代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出版了多部论著, 发表了系列论文, 对明代的任官回避、传奉授官、司法程序等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表现出明显的“新政治史”特征。作者曾言, 他正在进行的, 或许是对于“现象历史学”的尝试。我们期待他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