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阿西尔是英国著名文学编辑，有“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之美誉，出版过西蒙娜·波伏娃、杰克·凯鲁亚克、诺曼·梅勒、V.S.奈保尔、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75岁高龄退休之后，戴安娜并没有进入沉默熄火的晚年生活，而是及时变换赛道，实现了由编辑向作家的华丽转身，写下了《暮色将尽》《长书当诉》《昨日清晨》等一系列优秀的回忆录。
《未经删节》也是戴安娜回忆录系列作品中的一部，撰写这部回忆录被她本人认为“几乎算得上我所有写作经验中最好的体验”。在我看来，回忆录是半自传性质的文体，甚至具有超越自传的真实与生动，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对其一生或系统或碎片的回顾与总结，那些不为人知的薄物细故和具体细腻的心理活动，只有本人最清楚，传记作家很难把握与觉察，也就难以呈现出全貌。
戴安娜的这部回忆录即是如此。她坦承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感情生活，也将其编辑工作中的点滴、与作家打交道的经历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书籍背后的文学生产车间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一个编辑是如何作为助产士将毛坯打造为成品的。这也是戴安娜写这本书的缘由，她并不是想记录20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出版史，“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
因此，这部回忆录相当于对过往记忆的紧急抢救，戴安娜试图多保留一些历史现场，以自己的编辑生涯现身说法，为出版史增添一些宝贵的备忘；或者往小了说，也是对长期盘踞在个人生命之上的编辑身份进行一次重述与回望，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一个完满的句点。
在还原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戴安娜所追求的是真实、诚恳和自然，哪怕这意味着她有时要毫无保留地陈述那些琐碎的工作细节，那些常人难以启齿的爱与性，甚至会披露他人强烈反对的私隐和轶事。这也是本书题目的来源，所谓的“未经删节”，是指按照印刷厂的惯例，如果想要保留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其下方作特别标记，并在页边空白处注上“stet”（保留，不删）。就像戴安娜所说的，在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
戴安娜虽是安德烈·多伊奇独立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但她更多是以打工人而非合伙人的身份在工作。其实，戴安娜更喜欢做编辑，尤其是文学编辑，对公司管理、营销推广、商业数字等都不感兴趣。在她看来，编辑是最称心如意的工作，“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
但成为一个编辑，并不是想象中那般轻松愉快和光鲜亮丽，而是仍会遭遇职场中共有的、常见的问题，比如让人深恶痛绝的加班文化：早餐会、下班后工作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比如无处不在的职场PUA，面对老板安德烈·多伊奇的吹毛求疵和严厉批评，戴安娜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内心活动，恐怕很多身处职场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此外，还有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同样的工作，男性的收入却要比女性高不少。
除了这些共同的遭遇，戴安娜还要面临编辑特有的难题。其一是简单、耗时、无聊的工作内容，比如检查拼写是否有误、插图是否付款、是否涉及其他作品的版权、是否涉及法律风险等。其二是与不同脾性的作家的人际交往，为了处理好关系，“自我洗脑有时必须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带着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与作者一起工作，你就对作者毫无用处，而如果不再对作者有用，你就不再对自己的出版社有用。”
尽管有种种烦恼，戴安娜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一直工作到退休。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在于她强大坚定的内心世界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她是这样看待加班的，“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就男女薪酬的差异，面对被洗脑的指责，她说道，“虽然安德烈确实利用我的天性占了我的便宜，忽视了我的感受，廉价使用了我，但就这份工作而言，还谈不上伤害了我的感情。”也即，她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是的，戴安娜由衷地喜欢文学，喜欢编辑这份工作，是这份工作扩大和延展了她的生活，让她可以度过愉快的人生，并遇到十分有趣的人。而且，从事这份工作可以让她与好书相遇，从而挣脱自身狭隘的视界，拓展对世界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身为一位编辑，不仅要与书打交道，还要与书的作者打交道，因此，戴安娜除了坐在办公室整理书稿，还要从事“客户关系”的管理与维护。长久的工作也让她明白，不应对出版商/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作过高的期望，双方的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存扞格之处，戴安娜看得很通透：“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
尽管很少让工作中结识的人进入私人生活，但她以其热情、善良、慷慨的天性，鼓励和支持了一些处于事业发端期或低谷期的作家，帮助他们打开了写作的局面，也收获了持久而深厚的友谊。在第二部分，戴安娜回忆了与六位作家的交往，他们分别为莫迪凯·里奇勒、布莱恩·摩尔、简·里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V.S.奈保尔、莫莉·基恩。借由这些文字，我们也可以一窥这些文学大家们私下的面貌和真实的风采。
在这六位作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戴安娜对他的书写，也是我认为最有趣的一篇。在书中，戴安娜详细回忆了她如何发现了奈保尔的才华，以及奈保尔的婚姻、生活与写作，还有写作过程中的抑郁、焦虑和绝望，呈现了这位文学大师的A面和B面：他的天赋与才华、神秘与自负。
比如，戴安娜认识奈保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他已经结了婚，只是他的妻子始终处于被隐身的状态。奈保尔对待妻子的态度，让戴安娜不无幽默地感慨道：“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谈到奈保尔，写作是必然绕不过的部分，戴安然对此予以高度认可：“维迪亚的自我，即本质，就是写作，这是一份伟大的天赋，也是他唯一拥有之物。”写作使得奈保尔拥有了财富、名气和安全感，但也附随了天才作家固有的自高自大和目中无人。戴安娜写道，“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奈保尔则用八九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读者虽然需要承担责任，但也需要负责宽容，毕竟，谁会喜欢一个没有棱角、缺乏个性的作家呢？
作家最恐惧的事情就是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和下笔的欲望，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灰心丧气的负面情绪之中，严重者就像马尔克斯在《写书人之不幸》中所说的，“写书这个行当类似于自杀。”面对奈保尔的这种境况，戴安娜尽力做到一个朋友的本分，倾听、理解、共情并忍耐：“我的工作是倾听他的不快，并尽力缓解，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倒也没那么糟糕，但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直接暴露在他的抑郁中，真让人筋疲力尽。”“随着岁月流逝，在出版后的阴霾期，我越来越需要强迫自己真心为他感到难过，才能忍受下来。”
对于其他作家也是如此，戴安娜不仅编辑他们的作品，还参与他们的生活，在他们陷入低谷时，帮助他们改善财务状况，安慰他们消沉郁悒的情绪。对这些作家而言，戴安娜不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还是生活中的朋友和知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戴安娜不只是作为一位编辑去挖掘优秀的作品，还试图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个体，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作家，与他们建立超越工作范围的私人友谊。而这，也是她热爱这份工作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戴安娜·阿西尔都是一位真正活过、无愧此生的人。哪怕是在暮色将尽的耄耋之年，她仍可以重拾笔墨，将过去的编辑生涯侃侃道来，点点滴滴，似碎珠一般，串联起来就是一部遍布吉光片羽的生动有趣的文学小史。而且，戴安娜的文字或自我调侃，或谐谑他人，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完全不像垂暮之人的口吻，反而如青年般朝气蓬勃，乐观昂扬。
在本书后记中，戴安娜提到了一句话，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却可以影响大众，驱动人类继续前行。在她看来，自己的整个编辑生涯，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工作，这些工作让她知足、幸福且感恩，并在暮年时写下这些文字：当我深受感动，对着我作为编辑的时光，写下“未经删节”几个字时，那是因为这段时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扩展、兴趣、愉悦和快乐。
（本文2025年2月14日首发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