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并没有买杨潇的《重走》，而是在得到上匆忙的读完了它。但是我下载了作者的《子弟》，调用工厂工人子女的逻辑思考在杨潇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改变写完了《重走》。是在买了《可能的世界》，读到许知远提《子弟》，我才真正想到这个世界如此之小。很多作者去世界各地旅行，写到的却是风格迥异的当地文化和素材背景。
受到90年代的思潮影响，许知远自称是杨潇精神上的同代人。哈耶克、波普尔、以赛亚·柏林又被他重新放到纸面上。他和他们都是某种杂食者，观察一切、体验一切，描述一切，文体之变变得毫无意义。在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他们都进入了新闻行业，后来又辗转最终以作家的身份开始职业写作。你甚至能从他们的旅行立场中读出个人哲学，这是所有蓬头垢面遭遇麻烦的旅行者并未展现的。
作者提到他考研的经历，当时用外刊阅读代替了枯燥的阅读理解。在学校的老图书馆二楼，作者度过了难忘的阶段，也因此着迷于《国家地理》这样的刊物。毕业后作者进入媒体，却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于《国家地理》这样的外刊，毕竟没有学校图书馆提供外刊这样的优越条件。但是作者在没有任何文化背景，且不懂当地语言，就被丢当那个地方进行访问，书写当期的封面报道。他被自己的前辈说，写的内容有点像《国家地理》的味道了。
作者犹记得西蒙·蒙切斯特的一句话，“对浪漫体验的向往和对冒险经历的向往，能够成为网民每一个人心中的第一推动力。”在《重走》出版后，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复盘写作中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念是借中国拥抱世界，当《可能的世界》出版后，似乎说明这一切都被自己说中，他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世界主义旅行家。在十年的时间里，杨潇去过二三十个国家，旅行、出差和短住贯穿其间。
作者访问的对象几乎都是人。有时候是和当地的朋友，有时候是和同去的旅伴，去接触到城市国际社区中的人，或者某个仰慕已久的精神领袖。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作者还都在联系访问，查阅相关的资料，看着手头能找到的所有书籍。据说在日本访问前夕，杨潇用三四个月时间读完了五十本书籍。作者在写《可能的世界》时，其他主要描写的是他的不可能性。揣着对不可能性的了解，以及所有现实撞在怀里的感受，作者似乎做到了基于人性，探索不同方向，直到世界的尽头。
热切、野心和冒险精神所剩无几的今日，杨潇呈现了世界多姿多彩的一面，而疫情前世界的光怪陆离，还有他有幸访问到桑德尔的经历，都深深刻画在我的内心中。杨潇讲述了访问前桑德尔招呼自己的经历，他说他见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和媒体课程里笔挺的教授并不相同。他从1980年在哈佛任教，并且成为名声大作的媒体学者。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他的课程，包括著名的《公正：该如何是好？》。不仅不让作恶有机可乘，还要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致命的一击。杨潇说，个人的故事和人所讲述的故事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按照目录，杨潇去过的地方有美国、埃及、日本、肯尼亚、墨西哥、印度、泰国、缅甸、塞尔维亚、德国、爱沙尼亚和爱尔兰岛。杨潇在文中说，促使人们离开的原因有很多，饥荒、贫困、恶法、歧视和冒险。成人的视角从来都是和苦难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轻易的卡通化简单化处理。而人不管迫于无奈，还是心甘情愿，面对冒险和远行从来都是要置身其中，直到最后一刻来临。像是墙和船是图腾的这个隐喻一样，流行病式的愤怒和内心难以遏制的愤怒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事态裹挟使然。而毁灭中人浅薄的痛苦和人天性里的痛苦，也同样是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