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差，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故事是可以的，但是写法我不认同。
1. 文体
可能我不懂四川话，这个“四川话说书体”真的是怎么读怎么别扭。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匹配它背后的观念。说书的特点是啥，是“全知视角”吗？是“预设听众”吗？是，但这些都不是最能体现差异的。
第一， 你作为说书人最好要有一个形象，或者说语气，读者把你当人看，你的故事才可信，观念才明确；第二，你不仅是一个叙述者，你还要对你讲的故事负起道德责任，该评价的时候得评价；第三，你要把故事讲出彩，讲的有意思。不然你说的谁想听？
以上三点做得最好的是老舍。老舍不算“说书”，但是老舍讲故事有意思，讲日常生活和讽刺他能亲切幽默，讲到悲剧的地方我们能感觉到深切的同情，总之他是一个会讲故事会传达情绪的活人。再回头看这本书，这三条哪个都没达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作者突然蹦出来，滔滔不绝地用大段文字说一些朴实小市民观念的废话，然后不停加入大量诗歌俗语。你扩充了语言表现力吗？你让故事因此更有意思了吗？都没有。等于多了一个训练好的AI说书机器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彰显你精通传统文化吗？
如果说陈地菊是现代女性不好评判，那傅祺红总是一个“秉承传统道德的知识分子”吧，他的死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悲剧吧。请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说书人却隐身了呢，是怕直接评价就没意思了吗？可能说出来确实不好，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好，但既然你用了这种文体，道德评价只敢落在非常虚的地方，说书人只在无关紧要的转场出现，你的观念不能强势进入故事里，那文体本身的力量你就没发挥出来。说书的形式和故事本身是脱节的。
作者用现代那一套正经写小说，本来是不差的。说书体反而让她束手束脚，自废武功，《五月女王》里那些敏感细微的点，到这里也都没了。这本的心理分析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还可以，就是太理性了，把性格的成因分析到位了，但是也没什么出彩的深刻的地方。
2. 主题和人物
那么回到故事本身，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小说里有四个主要人物：叶小茵，傅祺红，陈地菊，傅丹心。而四个人里又以傅祺红和陈地菊最为突出。我先抛出我的看法：
傅祺红是“秉承传统道德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不适应官场，把自己玩死了，他的死证明：（县城的）中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你不能真信表面上的那套传统，信了你就傻了。
傅丹心是“抛弃传统思想的胆大男性”，他的性格显然是不断逆反父亲而造成的。但他志大才疏，在县城这个环境里根本玩不过地头蛇。
叶小茵是“有世俗智慧的传统女性”，她性格比较泼辣，不愿忍让，因此过得还可以。但她的婚姻并不好，以至于严重影响了下一代陈地菊，启发她寻找自己的幸福。
陈地菊一开始是“有谦忍思想的传统女性”，她可以为傅丹心不断付出，但后来她发现这样要把自己搭进去，于是果断抽身，选择跑路。她的成长体现在她决心“走出去”。
四个人一对比很明显。傅家的教训是如何处理和权力的关系，而陈家的教训是如何处理和另一半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几条结论：
① 人对权力的恐惧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都深受上一代乃至上n代影响，在潜意识里，无法摆脱；
② 纸面的道德不可信，过得好不好取决于是否与权力斗争，越斗争死得越惨；
③ 妥协也不会有好结果，要么把自己扭曲，要么一直难受下去；
④ 走出去，或者与外面交流，才是唯一的出路。
作者不仅写了这四个人，还写了他们的社交圈子。傅祺红的圈子是官场同事，傅丹心的圈子是他的狐朋狗友，叶小茵的圈子是各路大妈，陈地菊的圈子是她的女性朋友。总体而言，什么锅配什么盖，类似的人才会走到一起。相比之下陈地菊是唯一从圈子中“受益”的，她一度得到了工作机会，从网店中受到鼓舞，并最终做出离开的决定。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女性是从一开始就得不到“当地权力”的，于是她们根本就不在里面混，而是对外寻找出路，探索更多可能，也减小了自己被碾压的概率——想想《五月女王》也充满了对“异类”的排挤，是不是作者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作者一边试图用最传统的说书体写故事，把书名起名为“县志”，一边又在反复强调“家族”和“县城”给人的庞大负面影响。贾平凹写了很多农村的缺点，但我们还是能明显感觉他是爱农村的。那么颜歌爱她的县城吗？我想是不爱的。或者说，她只爱里面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试图走出去/走不出去的人，但这仍然是一个她已经逃离的，令人窒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