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结》是尹学芸的短篇小说集，书中五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分别被放置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她们是“执拗的女性”，有着共同的特质——反叛。这些“执拗的女性”在与周围人的相处中，显得格格不入，并且形成一种张力，使小说充满着可读性。
一． 曹翠芬的一条大河
第一个故事中，曹翠芬的形象被描述成一个顶可恶的人，她和同事，领导，邻居都相处不好，她周围所有的人都恨不得她去死，“死的咋不是曹翠芬呢？杀了曹翠芬多好。大家一致表示赞同，都说应该曹翠芬去死。”
“曹翠芬是什么样？曹翠芬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比如拒绝去做溜须拍马领导的事情，比如领工资时会强势地指出少发的费用等。曹翠芬是一个不受规训的人，她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刺头“。
在面对冲突时，除了曹翠芬的态度，其他的人都是回避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没有态度。当领导将没有发避暑费的锅甩到下属身上时，下属“梗着脖子没有说话”；当有人把尿倒进曹翠芬瓶子里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了，但谁都无动于衷”；当机关钱越发越少，领导钱越来越多时，“所有人都装听不见，一个人也没喊回来”。这就如同单向度的人，“打工人并没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多数人们只能按照设定好的‘游戏规则‘去行事，也因此失去批判意识，成为单向度的人。
故事中的“我”，是曹翠芬的同事，我也曾经被曹翠芬攻击过，“有一回她挑剔我穿上那双鞋子像个女流氓。“三个短篇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事以叙述者所看，所闻，所感为基础，并且受到时间地点限制。这里面渗透着叙述主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判断力。
“我”对于曹翠芬的态度在文章前后是有一个转变的，这种转变暗含在文章的细节处。“我”其实是与曹翠芬是一类人，也“执拗”，有个性。“我“会直接拒绝领导布置下来的工作内容，直接对同事说真实的话，在邻居面前表现出真情实感，并不怕得罪人。但谁，“我“把这种性格都归结在因为”我“怀的是一个儿子。”我以前并不是怪异的人。自从怀了儿子，我自己都觉得变了许多“，”我喜欢男孩子，觉得他们都能战天斗地，在母亲的肚子里就会少林拳，不像女孩子只会撅屁股，哭鼻子。“
“我“和”曹翠芬两个形象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在文章中不断继续重复，两个人身上都存在悖论。曹翠芬一边是一个极度抠门的人，一边又愿意给喜欢的人的花钱。曹翠芬买过期的奶粉，买坏掉的瓜，但是面对心上人却“买这样好的毛线，在她可能是第一次。”而“我”一边讨厌着曹翠芬，不愿意给她帮忙，一边却说“她是个可怜人，我们能帮就帮她一把。”
其实这样的悖论都是有迹可循，文章的末端，“我”明明听见了曹翠芬夜晚的呻吟声，却不愿意起床去查看情况。在此之前，“我”已经对曹翠芬有了很大的意见，但是，在那晚之后，曹翠芬却没有再回来。“我很后悔，肠子都快悔青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但是事情已经朝着这方面发展。这一段情节与曹翠芬和女儿曹小梨在被追杀的那段情节相重复，曹翠芬被追杀是逃走了，但是她并不是想有意置于女儿于危险的境地。
文章的最后，“我”终于认同了曹翠芬，两个角色进行了重叠，那封信也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二． “大象”与青春
第二个故事里充满着浓郁的“变与不变”。埙城，一个带着作者文学故乡意味的城市，在这里，是主角们从小长大的城市。而城市正在进行变化，一些记忆中的东西正在消失，“这个报刊亭，许多年前我经常光顾，买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现在则上着厚厚的门板。
过去正在消失，以前的时代是令“我”怀念的，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哦，那个年代，是天晴日朗的年代。”
“中国是被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因此，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又伴随着对现代性的深深的疑惧，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本土的固有传统、传统的价值体系以及传统美感正无可挽回地在一点点丧失。”
“我们不要在这里，跟我回去十八岁，躲到台大校园杜鹃花丛下，不要被命运找到“，故事中的大象从来没有变过，好像一直是从前那个样子，从前的她是一头短发，文章的最后依旧是“短发其耳，喜欢绘画，热爱列宾，对说谎的人和不干净的钱嫉恶如仇。
大象的丈夫高众俨然是一个”变化“，从一个基层的公务员，腰身变成举足轻重的人。这样一个撒谎成性的人却随着时代，变成一个功成名就的人，而纯净的大象却在H市里过着粗糙的日子，这显然形成一种悖论。说谎，或者拿着不干净的钱，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气，时尚或荣光。
“我”（小狐狸），大象，伊丽莎白鼠三个人的友谊从以前持续到现在，从前他们在埙城那个带有传统味道的四四方方的院落里聚会，互相代号，写信。那个“横向的石头胡同“充满着他们意识形态的色彩，是生命中一块本真的乐土。
那个时候的“我“也是一个纯粹的人，拒绝突如其来，生硬的感情。但是后来“我”好似是代表着“变”。从前的“我”面对大象因为自己的丈夫撒谎选择离婚时，能够果断地支持她，现在的“我”觉得当年不应该那么坚决地支持大象离婚。并且”我“在三个朋友的纪念日时，还一起拉着大象向着”权力“屈服。
文章的末尾是大象“像只受伤的豹子一样冲出了人群，顺着一条胡同疾走而去……”，大象还是那个大象。在前文中，”我“梦见和大象又在一起边走边说话，梦中的场景像极了从前。弗洛伊德说人在失眠中因为放松了警惕，大脑表层被压抑的那些无意识便会冒出来，以梦的形式出现。其实从梦中表现出，”我“生命深处的一种眷恋情怀。
三． 蓝芬与罕村
乡村是男性的乌托邦，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那里建造着“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女性处在乡村这个生活空间中，却是另外一种存在。
“蓝芬“这一生的描写都零零碎碎散落在文章的四处，文章的前端塑造的蓝芬形象，读者一看就明了这是一个付出，勤恳老实的农村妇女。“蓝芬姐经常一个人在地里翻秧或拔草，裹着宽大的男人衣服，忙个不停。”
文章的中端却随着蓝芬喊我的一声“彭蓉”，给读者留下疑惑，彭蓉是谁?这是一种悬念，悬念让一个序列一直保持开放，一直同读者有着接触，不能被读者遗忘，都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序列又迟迟没有完结。
彭蓉这个人物引出了蓝芬的青春岁月，在她年轻的时候，蓝芬还是个敢笑，敢于追爱的年轻女生。“蓝芬喜欢大家跟她开玩笑。问她是二哥哥还是爱哥哥，蓝芬会羞红了脸，小肉鼻子上的几颗浅麻子蠢蠢欲动。”对于追求男知青小赵的这个行为，是蓝芬的少女怀想，也是她追求美好生活的标志。
蓝芬没有走出罕村，她带着遗憾留在了罕村。中国乡土中面对现代性，正在消逝，这是会引起一种挽歌般的怅惘体验。然而，消逝的并不是都是美好的，乡土中国自有其荒芜肃杀的一面。在乡土空间中仍然有在城市空间中的“所压抑的个人心理空间“。
蓝芬的少女情怀只会被人耻笑，“有人说——能成，声音里透着虚伪“；蓝芬的付出没有人理解，”该嫁人不嫁人，留在娘家就是祸害“。蓝芬结尾的“双人车票”也留是给读者的一团迷雾，她曾经去找过小赵吗？谁曾和她一起同乘的火车？只是“流言比雨后的蚱蜢还多，但是没有人关心蓝芬这个人”。
在故事中，“我“在文中的表述，也体现成年后我成为了一个鲁迅式的”回不去家乡“的人。”我“的母亲是罕村是寂寞的，没有人和她说话，岁月让她变老，”攀不上那样高的提，她被人群抛弃了“。
三个故事的结尾都是非确定性的，本雅明指出，“现代小说与传统故事的区别之一就是结尾的非确定性。现代性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所以把现代性的维度引入小说，结尾也必然是指向开放的。 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下描写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示她们独特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历程。这就是作者所做的事情，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