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江弱水在《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后记中所言“鲁迅是我身上的病毒”，鲁迅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病毒呀。
我想，大抵没有一个学生不讨厌鲁迅，讨厌课本后通读并背诵原文的要求，也对如何用最标准的措辞概括《故乡》里的闰土形象有着抗拒心理。大声诵读“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时，我们的情绪没有悲恸和激愤，反而像是一场声音大小的较量。
对于几代学生而言，鲁迅被捧杀了，被教科书赶到了阅读的角落里，似乎是课堂上读到的太多课堂外再也不想触碰的、束之高阁的、伟岸的、神化的人物。
这一切刻板印象，在大学时期被彻底扭转。那时课堂内外，闲暇、碎片时间，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鲁迅，从《呐喊》《彷徨》读起，即便是熟悉的篇目也读出了新意，“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话无疑是给当下我的生活做注脚，同样的挫败也与《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一样，甚至连背景交代也与思乡串联，“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再后来《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野草》《热风》甚至十八卷《鲁迅全集》都翻了个遍，囫囵吞枣地读，我完全不讨厌他，开始疯狂地喜欢上了他。
继续读鲁迅及其研究的路上，渐渐发现，同样疯狂喜欢他的人太多了。想来迅哥可真厉害，无论是《铁屋中的呐喊》《近代的超克》，还是《无法直面的人生》，都让叙事者提供了别样的弹药，让评传成为经典。
同样的，《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也是这样一本会流传的小书。作者江弱水创作它，跨越二十余年，我们从约稿到成书，也花了整整两年。
和大多数人一样，熟悉江老师是从《诗的八堂课》开始，众口一词的好评怎能忍住不读呢。家属也很喜欢江老师，在读完《诗的八堂课》后，我就从他的书堆里捞出江老师的其他书。他总鼓励我，你们做中国文学编辑，要多找一些杭州本地的教授，文从字顺，既是做书也是学习呀，但我总是怯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着名校、名家、名师的权威崇拜，总羡慕同事、同行、同学们的好背景，面对优秀的群体，自卑心就会不受控制地出现。
但幸运的是，2021年夏天，我来到编辑部后，发现科室的前辈邓老师正是江老师的学生。我们熟悉的江老师俨然是一个研究诗歌的大家，但在邓老师的学生时代，江老师还是一个鲁迅迷，曾给他们上过《野草》的课程，于是到了年底，邓老师就约来了这个选题，又过了大半年，书稿也到了。邓老师见我喜欢江老师，愿意和我一起编辑这本书，兜兜转转，我在工作中再次遇见了鲁迅。
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和两位智者对话，一位无疑是鲁迅，他超前的思想，注定他很难过时，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没有摆脱他忧虑的那些困境。另一位就是江老师。《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里的十二篇切入的视角都很独特。明明是我们那么熟悉的鲁迅，那么熟悉的句子被阐释出新的思考。
比如谈《彷徨》，“第一篇《祝福》，最后一篇《离婚》，分处首尾的两篇小说，同样以女性为中心形象，关注却迥异。在祥林嫂成为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束缚的旧中国女性代表时，刁蛮泼辣的爱姑被深深遮蔽和遗忘。”我几乎问过身边每一个人，大家也和我一样只知老舍的《离婚》，并不熟悉鲁迅的《离婚》，而这样的心理和忽略的细节恰恰被江老师捕捉到。
又如谈鲁迅和胡适的对比。“历史总是充满了诡谲。1949年以后，鲁迅与胡适在中国的政治命运真可用坠茵落溷一词来形容，但是在语文领域，两人的影响却完全颠倒了过来。……在那个现代汉语鸿蒙初辟的时分，轻清上浮的胡适，重浊下凝的鲁迅，用各自不同的写作为此后的中国语文示范了两条路数。”
在《呐喊》中辨认鲁迅西方近代的观念体系的烙印、在《离婚》中窥见鲁迅对启蒙裂缝的冷眼、在《野草》里探寻视听的构造和渊源，主体的分裂与流动、在《朝花夕拾》里找寻鲁迅情感经验的地基、在《故事新编》里目睹严肃与荒诞的联姻……从鲁迅的生命困局到话语困境，深入浅出，紧扣文本，《天上深渊》旨在对鲁迅的写作做一个“纵向而又立体的观照”（江弱水语）。
小书一本，由于引文较多，核查处过百，是个费劲的活，就像《野草》呈现的“悖论的拧巴”，编校的过程也是受阻的、扭曲的，不断按下暂停键，但这也是编辑的基本功，不值得说道，倒是书名选择和封面设计过程中的故事，磨合得很“鲁迅”。
先来说书名。最开始是叫《野草蒙拾》，但最终和《野草》相关的文章只有三篇只得作罢。我们有设想过《沉默与开口之间：江弱水谈鲁迅》，化用自《野草》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作者谦逊，认为书名里不宜将鲁迅和自己的名字放在一句话里，最终的选择《天上深渊：鲁迅十二论》同样也出自《野草》：“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再来看封面。我看到设计师分享《少年巴比伦》的设计故事后联系上的设计师，他的设计风格和我们“批评家”系列很搭，新锐和古典，两个反义词被视觉效果组织在一起。的确，广岛给我们的第一版的几个封面都很新锐，有一种闪电的快感。
想到鲁迅就很容易想到木刻，赵延年老师的《野草》木刻画也很传神，如若将二者结合，未尝不可。这边，我们联系赵延年老师的后人进行授权，那厢，设计师又就《野草》《秋夜》两幅画做了新的设计。
最后考虑到江老师不喜腰封的设计，简单做了不粘贴。设计稿定了，但不可避免感受到了一丝“陈旧”，底色调整多番也没有更好，于是我们便在内封上动了心思，恰好设计师来杭州，便在社里一起调纸的色样和效果，最后简单的墨绿烫金，就让书的感觉再次“考究”起来。赵老师的这幅木刻因为有题签，想充分利用，做书签害怕大色块与封面插画相冲，最终做了一个小小的藏书票。
记得样书到的时候，我像炫耀玩具的小朋友一样去和领导展示内封的效果，我很喜欢它，激动地想跺脚，领导笑我“是因为自己做的书会格外在意这些，别人拿到不会这么在意的”。
哈哈，是呀，哪怕是微小的工作，因为自己经历过、付出过，总有道不完的小故事。再遇见鲁迅，是忙碌工作中的一大确幸。
最后，与其说这是一篇编辑手记，不如说这是一段与鲁迅、与《天上深渊》相遇的故事。
遇见这本书，唤起了我心底对鲁迅的敬爱，对如饥似渴阅读鲁迅及其相关理论文章时代的追忆。若干年后回想起这个年代，希望有这本小书的陪伴，回忆里欣喜多于沮丧，确定多于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