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请过两次美国签证，但都被拒了。”她吐出一口烟，“相比欧洲，我其实更喜欢美国，因为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么势利——他们根本不知道黑山在哪儿。”卡特琳娜笑起来。
也许很多像我这样的读者同样不知道黑山在哪里，也没体察过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势利的细节，但大家都可以读出这调侃里的自卑意味，甚至脑中还能自觉浮现出这个场景中说话的语气神态。然而人物的肖像是边远小国的异族年轻人，还是刚从农村小镇出来寻梦的北漂（沪漂）青年，可能是有一些模糊。
类似的语言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我是个小说爱好者，对非虚构的旅行文学不太熟悉，对巴尔干地区也不了解。但这本书在纪实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类似小说的故事性，利用客观世界的矛盾填补戏剧冲突的需要，我想这是让人读下去兴趣不减的技术原因。
而且这本书还提供了另一种趣味。我在张大春的文章里面了解过，小说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信任能力的测验”，一无采信或者一无所疑者皆非好的读者。而就本书非虚构的天然属性而言，它直接越过了测验，让你因不可怀疑而必须接受。每到我觉得不可思议之处，比如在夜店结识塞尔维亚版杰克·马，一想到这是真实世界发生的情节和对话，反而更觉不可思议。
而我发现这里的趣味，缘起是一位不太常见面的朋友忽然寄送给我这本书，算是生活的意外之喜。我一时间无以回报，只好把还记得的感受写下来，以致谢意。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选希腊还是瑞典？”
“对。”
“非要离开祖国？”
她轻声的笑了。
……
“天蝎座。”我说。“算不上浪漫。我只是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归属哪里。我们每个人诞生在一个地方，有时拼命地想要逃离那里，有时又固执地渴望回去。我们对故乡和异乡总是带着滤镜……或许，只有当我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从而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才能做出选择。”
“作家都这么能说会道吗？”
如果我们对书里贯穿始终的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民族性讨论抱有看热闹的旁观态度，那么偶尔闪现的中国人会让人多一点带入感。民族主义对于巴尔干人们来说也许是跳出来兴风作浪的妖怪，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早就身在其中而不自觉春雨秋风。并且作者可能没说出口的是，神秘国度的民族矛盾，也许就像旅游景点的特色纪念品一样，跟自家传统的阶级斗争压根没有本质区别。后记里把普遍性的问题写的很明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处为家？
我作为汉族人实难在日常中感受来自其他民族的异见和敌视，可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调侃南北差异的段子，激起贫富差距意识的短视频，曝光特权阶级的小作文，你永远会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两种。无论民族也好，阶级也好，资本大鳄还是跑腿小哥，本质上和信仰不同宗教的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同一民族。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是出生就被人为划分出来，而我们只是“理论上”有选择罢了。不知何时起我们为了生存而斗争，也不知何时起我们为了斗争而生存。我们为毫不相干的人共情，是因为处于兔死狐悲的相似处境里。
这样的讨论可能让人变得悲观。我们明明早就突破自然资源的限制，可是人为的竞争越来越无处不在而且没有尽头。旅行文学不仅让我们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证明现实中并没有天堂。当我们想躲避现实的难题，逃到远方的另一种现实看来并不是好方法。就地躺下是当下流行的调侃，可是调侃本身就意味着，时代洪流里惴惴不安的我们，还不知道仰面躺下是更高明的游泳姿势，还是将会在仰泳版的鸵鸟心态中动作变了形。
也许这正是我们会开始喜欢上旅行文学的原因。我们无法解决眼前越来越多的苟且，只好寄希望于诗和远方。小说里虚构的火光已经难以温暖现实的冰冷，非虚构的桃花源就算永远找不到入口，至少是来自同一时空的安慰。我们的悲哀在于幸福的感受越来越多的依靠比较，既然看身边人比惨已经做不到让我感到满意的差距，那就不如看看遥远地区的动荡或者荒无人烟的出世，终于才能咽下生活里的窝囊和委屈。如果说几年前旅游博主的兴起是因为大家的心中充盈着“我想去追求更好”的愿望，那现如今旅行文学则主要服务于大家“我只想过好此刻”的祈求。行动总是被意识驱动，你去登山的目的永远不是为了吃鱼。对目的地的选择就是对所在地的反射。
我是在各种途中读完作者的旅程的。在高铁卧铺、出租车，空荡荡的地铁、酒店房间，等人的星巴克和餐厅，在平安夜降落的飞机上读完结尾。陌生感能促使人抽离现实的柴米油盐，旅途和故事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像一张精心构图的照片，真实又虚幻。而我深深着迷于这种感觉，所以再次感谢作者刘子超和送给我书的朋友，让我又一次在世界和生活的交界处欲盖而弥彰。
后来，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南斯拉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典型形象是客籍劳工列车。还有一位南斯拉夫无名氏写了一首客籍劳工短诗：
把裤子脱了，亲爱的，别跟我讲规矩。
我从法兰克福一路回来，日子真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