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信用货币之锚在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为解决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弊端，需要建立房地产的双轨制，将保障房和商品房区隔开。书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和精彩观点：
1.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更准确地说是公共服务水平）从谱系的低端向谱系的高端移动的过程。
2.“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中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城市股票”来融资。
3.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曾经以黄金为“锚”的世界大部分货币处于“漂流”状态。美元通过与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重新找到了“锚”，使得美元可以通过大宗商品涨价，消化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土地财政”给了人民币一个“锚”：不动产升值，货币发行应随之上升，否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货币增加，而不动产贬值，则必然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货币超发须借由不动产升值来吸收，否则，过剩的流动性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4.最要紧的就是尽快将不动产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独立的市场。现在的房地产政策之所以效率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用一项政策同时达成“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满足消费需求”两个目标。
5.“土地财政”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人的城市化”——今天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拥有城市户籍的非城市人口，明天也一样会因为缺少财产而无法成为合格的纳税人。如果不创造纳税人，而只是简单取消户籍制度，放开小产权，结果就会是南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量进入城市的居民不为城市公共产品付费。城市贫民窟同小产权房一样，本质都是为了逃避为公共产品付费。
6.真正用来满足需求并成为经济稳定之锚的，是保障房供给。保障房制度建立后，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将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区隔开来，从而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杠杆，在投资市场上（商品房），控制数量。在消费市场上（保障房），控制价格增长幅度，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消费需求。
7.根据两阶段增长模型，城市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以资本型增长为主的投资阶段，即城市化1.0阶段；以运营型（劳动型）增长为主的运营阶段，即城市化2.0阶段。进入城市化2.0阶段，城市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基本完成。这就像一个工厂，在厂房建好和设备装好后，再建更多的厂房并不会带来实际的增长。城市建设也是相同的道理。此时再继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通常只能带来“坏的”增长。
8.货币的增加不仅改变了经济体内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关系，还解除了对交易半径的约束，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如果过剩的资本输出到劳动过剩的经济体，资本又会因为“资本—劳动”镜像关系获得定价权。这时，世界上就会形成资本输出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劳动输出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心国家”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开始大规模转移到“边缘国家”。
9.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资本，正促使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这些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个资本大国才有的特征。
10.所谓低息货币环境，是指一个经济具有高流动性、资产特别丰裕的环境。货币的利息可以简单视作资产贴现倍数的倒数。高贴现倍数信用生成的货币，意味着可以承担更高的成本和风险，而基础研究、高技术、发明创造、创业活动等都具有回报周期长、风险大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低息货币环境中，产业的升级迭代才会加快；当然，相应地，经济暴露在风险下的概率也就越高。
11.经济史反复证明，压低临界贴现倍数“去杠杆”与提高真实贴现倍数“加杠杆”的最终结果是等价的——都是减少信用冗余，这显然是错误的“去杠杆”方式；而正确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中央政府向下让渡信用，以增加地方政府的信用冗余。
12.中国房地产在多重贴现倍数下的“格雷欣效应”驱动下，不断上探临界贴现倍数。在高房价、高股价的市场环境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一定会因资本套利而萎缩。但在现实中，却仍有少数地方（比如新加坡和我国深圳）在相同的货币环境下，实现了虚拟与实体、“高技术与强制造”的巧妙结合。究其共同点，就是在这些地方，两种极端的住房市场并存。在新加坡是高价的商品房和廉价的组屋并存，在深圳是高价的商品房和廉价的城中村并存。这就提醒我们，建立让“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双重”住房市场，可能比仅拥有单一商品房（房改后）或单一保障房（房改前）的市场更有效率。
本书的内容摘要（收录到我的书单：中国政治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