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坑》中四篇作品各自独立，又藕断丝连：《暴风雪》中江女士酒醒后遇到的张先生和律师，勾连起《冷水坑》里的矿难补偿款事件；而《冬民·序章》里戛然而止的故事，在“省去”了中途的戏剧冲突后，又在《罪与爱》中得以延续——《冬民》中还好好坐着高谈阔论的两个酒友，一个因言获罪，一个身陷囚牢。这批小说就像一组组剖面，从不同时间、视角、人物切入，共同构成出一组凛冽冬洲的人物画卷。
冬洲人这一群体在二十一世纪不具备合法性，我们找不到词语来定义他们。当然，我并不反对他们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崭新的存在方式，但问题在于这帮子人总那么自不量力地要在大脑里构建最伟大的精神世界，来跟真实世界博弈对决。就比如，我们冬洲老爷们儿都幻想，征服世界通常要先从征服女人、孩子和父母开始，再发挥想象，去征服别人的女人、别人的孩子和别人的父母，以此类推，按部就班，就能开创新历史啦。然而在另一个维度，幻想和现实之间的那个夹层里，他们又低人一等地自卑、懦弱和顺从，并不言自明地用此类本性监控自己及家人，对自己及家人之外的同类又兼具没来由的敌意、妒忌和歧视。世界在大脑之外，他们永远不接受这个真相。更可怕的是，世界已经自我更新至超越人力所及之外了，而冬洲人的意识却停滞在中世纪：得依附个靠得稳的主子。
这铺排的言语与其所达到的凝练的提炼在小说集里层出不穷。在冬洲国度，上至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都能看到这种精神世界的外溢，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人、思想家、社会科学的实践者、民间智慧的采风人。《冬民·序章》集中呈现的是下民，《罪与爱》里主要聚焦的是上治——尽管也只能算作一介基层干部、律所实习，但在下民眼中，毕竟是掌握权力的官老爷，秉持正义的大律师。然而，阶层虽有上下之分，思想逻辑上却同构一致。
《罪与爱》中，继承这种“自不量力”特质的是小说人物赵立峰。这个被称作”机关堂吉诃德“的角色惯于遁入幻想，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对思想劳动的思考是令其迷恋的“骑士文学”，而《冬民·序章》的叙述者，开篇即以独白的形式展开对权力邪教徒的批判，两人在对社会病症的研判上殊途同归：权力没得到合理的运用，却凌驾于一切之上，由此败坏了正常的劳动秩序。
《罪与爱》中，与耽于幻想的堂吉诃德相对的，是由其他机关干部聊天中提出的投机主义的桑丘。在他们看来，有着清晰的经济思维、专注于现实利益的侍从桑丘，却把堂吉诃德的空洞许诺信以为真，认疯子做主人，这种畸形病态的关系体现了他的投机取向。而事实上，冬洲子民“在大脑里构建最伟大的精神世界”时，也似乎个个都是讲求实际的投机分子，对上这表现为为官的“不作为和以权谋私”，对下则体现在老百姓的“刁蛮任性、极度自私和见利忘义”。要弥合这种分裂，纠正耽于幻想的病症，就要对思想进行扑灭，于是也就有了《冬民·序章》里的“焚书”一幕。
知识被视作一种毒品，对思考的沉湎被看作毒瘾，对它的鄙夷贱视就像对待沉湎酒精的酒徒。冬洲一方面盛产精神的幻想家，一方面又多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蒙子。知识与酒精往往“结伴而行”，就像《冬民·序章》的第二段，叙述者“我”和出租车司机陈德明正是在喝酒吃烤串儿时结识，拼桌结对饮酒作伴中，思想的交流是他们的“下酒菜”；知识与酒精往往也殊途同归，把喝酒这一行为“嵌入生活，渗进血液、神经网和脑中枢，升华为神秘的知觉享受。”在烂醉的麻木中告别痛苦，在真理的辨析中赢得“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取代了传统宗教抚慰心灵的作用——在小说里，宗教要么被无神论者抛弃，一如《冬民·序章》群像中处于边缘的信主的老太太，只能无谓地低喃着“众民往旷野去”；要么与政治结合，成为一种国泰民安之道，一如《罪与爱》中那个自诩为佛法政治学家的云清大师的思想主旨——并延续了它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面对的困境，它的权威也同样被摧毁，它的信徒也已不再追随。
于是，虚无主义在精神废墟的上空漂浮。但虚无主义并非只是因为信仰的丧失、意义的缺席。在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看来，虚无主义来自对死亡的拒斥。死亡太沉重，意识到死就要求人严肃认真地对待生命，把每一瞬间活成人生最后的时光。但我们不想负这样的责任，拒斥死亡也就是拒斥责任与自由，在这种逃避中，人也就放弃了赋予自己的生命/生活以意义。
无论如何，死亡至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暴风雪》中是如此，在《罪与爱》中也近乎如此。因为，当赵立峰被领导“背叛”，他没有奋起反抗捍卫自己脑中的幻想，而是即刻选择了“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他并没有像堂吉诃德那样真正疯魔到敢于挑战风车，而是败于自己的“求生欲”——“相比这种痛苦，他更愿意躲进羞辱和仇恨，甚至可以说，羞辱和仇恨对他起到了拯救作用。这种痛苦，就是虚空白夜里冤魂恶鬼般的求生欲。”
而在《冬民·序章》开篇的自述中，叙述者“我”的舅舅就曾以切身的犯罪行为让“我”认清死亡的意义：“记住，记住死！死能让你看清人的卑劣。记住，怕死就要为奴！”
这里有种疯子般自我牺牲的意味，只是这种牺牲除了舅舅自身外，也包括被他伤害的舅妈，而到了《罪与爱》中，小说家（也就是《冬民》里的叙述者）向往做一名罪犯，却不想犯罪，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正是这种怪异的逻辑、堪称纯洁无暇的献身激发出了姜琼身上崭新的爱的原则……
阅读《冷水坑》这本小说集时，你会体验到这种思维风暴里一层又一层清晰的对立与辨证，但当这种小范围的清晰与辨证组合起来时，却好像旋成了一股更博大混乱、无所不包的风暴。我不是一个热衷思考的人，我平时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想要输出。我以为我喜欢的小说是那种重细节而轻议论的，因为议论总是容易过时，而事实不会，我也喜欢推敲文本的细节，但读金特的小说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也是喜欢读这种充斥思辨的小说的，而且读起来同样很有快感，尤其当这些思想彼此交锋、众声喧哗的时候，我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声音对我都有着智慧与情感上的吸引力。
如今小说里的人物倾向于更普通的人，小说中的情感倾向于更普遍的情感，小说涉及的问题倾向于更普世的问题，就像I.B.辛格在一篇采访里说的：
我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不认为一个坐下来写一篇小说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小说家能取得什么成就。更好的世界是由很多人，由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造就的。我不知道谁会去创造它，也不知道是不是终究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唯一确定的，就是小说家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段话中，“我相信”和“我做不到”并不显得是一对值得羞愧的矛盾，那是因为，正如前文提及的宗教、知识一样，文学也正在（或已经）失去它的信徒与力量。对于那些向小说索求过多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有理有节的拒绝。当我们无法在小说中获得某种清晰的解答或者一劳永逸的方案时，文学的悬置的确容人获得长舒一口气的轻松。但文学同样可以选择不回避的姿态，当评论中许多人把金特和文学史中为人熟知的十九世纪那些作家名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作品里的特质所显现出的那种“不合时宜”只是一种我们曾经信仰的遗风，如今，当这种遗风在冬洲精神的废墟与旷野上怒号、自剖与雄辩时，我们会震惊于它的勇气而质疑它的真实，其实我们也是在哀叹自己的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