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民族主义颇有些声名狼藉。要说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除开德意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冷酷表现，要数巴尔干半岛的相互残杀最令人震怖。特别是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已经安然共事五十余年的巴尔干人竟再次举起了屠刀，对准自己的同事、邻人和远亲。在今日无比“文明”的欧洲，居然又一次上演了如此骇人的事件，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黑云压城的夏季，总不免唤起欧洲人民集体记忆中的惊诧恐慌。
如果说萨拉热窝事件是大国博弈下民族主义的躁动，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血腥冲突则更显精密诡异。将其解读为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激情倏忽间狂暴释放的悲惨结果，总觉得太过轻巧、尤显浮夸。我们尽可以说起白话：适度的民族主义是有益的，它凝聚了人群、标记了家园、指引了方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却是恐怖的，令人彼此为敌、不死不休。但恰因如此，真正的问题才浮现出来：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趋于极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总是趋于极端？
刘子超的新著《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起了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其中，血在土耳其语里是“kan”，蜜写作“bal”，二者结合为“Balkan”，即巴尔干。这个名称标志着土耳其人过往的丰功伟绩，也绘就了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前线阵地。刘子超在本书中尝试建立一种双线叙事：一条以旅行为线索，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串联在一起；另一条则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当地人的故事，去探索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归于何处？这两条线索将历史映射到现实，在个体经历中窥见民族的奥秘，为我们重新思索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险恶过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许多理论家眼中，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发明，与公共领域、意识形态、现代国家的形成相辅相成，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不过，民族显然是一种古老得多的事物。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大流士担任波斯国王时，有一次将治下的希腊人召进宫廷，问道，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吃掉自己父亲的遗体。希腊人回答，无论给多少钱，他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接着，大流士又把会吃掉自己双亲遗体的印度人召来，问需要付出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焚烧火化。印度人当场表示这种行径实在太过可怕。希罗多德讲这个故事是要说明，每个地区和族群的人都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习俗是最好的。
我们不必纠结这故事的真假，只要明白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人、希腊人、印度人以风俗来划分人群，并据此区分“我们”和“他人”。“民族”是人们不可抑制地聚拢、分开和辨识人群而制作出的一种表象，自有文字以来从不缺乏记述、褒扬和咒骂。
经历了波斯战争的洗礼，希腊诸城邦才开始重视“希腊人”的概念。伊索克拉底在演说中常常提及希腊民族，与之相对的是波斯人、色雷斯人、亚马逊人。德摩斯梯尼以饱含激情的演说号召同胞团结起来反对马其顿的腓力，把雅典人视为希腊人的表率、领导和希望。无论希腊人怎样看待民族这件事儿，他们在辩论、生活和战争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共识，尤其是关于识别谁是希腊人的知识，涉及语言、姓名、神祗、家系、风俗等等。他们也能够运用类似的知识区分各种外族人，即便粗糙一些，但用来辨别波斯人、埃及人、马其顿人和北方诸民族也足够了。
此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中西部兴起，人们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判别标准变成了宗教。宗教是一种“富余物”，消耗大量物资、人力和集体时间，换来了更大规模的团结与认同。一旦宗教作为人类生活的核心被固定下来，它就逐步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全部维度，转而指导起那些曾经支持它的事物。于是，不同的古代民族在宗教世界中会被消解。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拥有同样的祖先，在大多数时候共享相同的技术、风俗和习惯，只要宗教信仰不同，尤其是所采纳的宗教仪式、教义和律法不同，人们就不再把彼此视为同一群人。宗教方面的差异，无论多么微小，都会成为指证异端的显眼火光。
15世纪时，春秋鼎盛的奥斯曼帝国吞噬了日薄西山的君士坦丁堡，将自己的领土一举扩张到东欧的奥地利腹地，直到维也纳围城战失败才堪堪止步。与拜占庭帝国纠缠甚久的基督教国家随之纷纷沦陷，无论是一度觊觎拜占庭帝位的保加利亚，还是摇摆不定的塞尔维亚，历史悠久的希腊和马其顿，全都被迫生活在《古兰经》的规矩之内。唯有克罗地亚因位置偏西，靠近奥地利，得以保存小部分领土作为缓冲。此外，早期宗教差异也使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而非东正教，前者在西欧尚有众多“同胞”；后者已被摧毁，塞尔维亚人彻底失去了后盾。
穆斯林统治者通过征税的差异来压迫异教徒，许多人皈依伊斯兰教以保全财产或谋求发展。不过，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相对宽松，并未以屠刀、烈火迫使所有居民改信，许多人始终坚持他们已经习得数百年的基督教信仰。无论生活在此地的人从何而来，他们首先获得宗教身份，也凭借宗教身份来决定自己站在哪边。
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欧愈演愈烈，东欧族群亦渐起波澜。奥地利、俄国和英国对陷入衰弱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他们首先利用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治下长期共存的诸民族。于是，奥地利扶起了克罗地亚的腰杆，俄国不遗余力地向塞尔维亚传输斯拉夫民族的荣耀，希腊和保加利亚突然回忆起千年前的辉煌过往。土耳其人退却之后，许多信仰坚定、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并没有离开巴尔干半岛，成为了被遗弃的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巴尔干半岛诸民族在近代的“复活”，首先因为他们是欧洲大国在亚欧交界地带的博弈中所操纵的棋子，因此才催生出古代民族、宗教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怪异组合体。极端民族主义是特定人群“极其排外”的标识，但“极其排外”的人群很多，从形形色色的科学共同体、小众爱好圈子、二次元群体，到专业技术人员、资本家、政治世家……他们不会被指责为“极端XX主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人群已然分散在全球各个地域和社会中。
民族主义，由于与现代国家政权的结合，被普遍接受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地理疆界和地缘政治提出了不可让步的要求。极端民族主义实质上呈现了西欧民族国家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破坏性——在18、19世纪全球殖民时代，殖民帝国在世界各地强制或非强制地促成了大量人口流动，多民族混居成为常态，尤其是在大陆帝国的边疆区域。帝国收缩、崩溃时，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概念成为地方民众独立建国的主要依据，导致多民族混居的普遍状态变得不可容忍。奥匈帝国中匈牙利顽固的分离倾向，白罗斯人、波兰人、高加索人、鞑靼人在俄国内部的动乱，印度民族大起义、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俱如大海拍岸般此起彼伏。
20世纪前期，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扩大，各帝国趋于溃败，西欧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操控民族运动力量。其中典型当属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人解放作出承诺，以此激励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统治，却在战后背弃约定，令中东动荡至今。巴尔干半岛是另一个典型，萨拉热窝事件能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因为此地本就是欧洲大国诸多争端的前沿阵地。铁幕落下，巴尔干半岛依旧未能逃脱悲惨命运，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线。尽管南斯拉夫早已跟苏联分道扬镳，可还是等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才一步步走到终结——这巧妙的时间节点恐怕还不足为证据来指控西欧和美国，但已然足够使人管窥其一二。
刘子超认为，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复杂面相，其实质是一种欧洲进口的意识形态，将多个民族长期以来的和谐共存撕裂为对立的种族集团。我们对此保留意见，毕竟无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还是南斯拉夫时代，巴尔干诸民族虽然称得上和平共存，但要说有多么和谐，还真是不好断言。幸好，作者通过自己的旅行和写作将这遥远地区的故事汇入中文语境中，让我们能够借此接触、思考、体会、回味那些血迹未干的往事，以及巴尔干人民反复黯淡着、腐朽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