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对《她是幸存者》的关注与支持，该书上市以来收获众多好评的同时，也有不少人留意到，作者的哥嫂一家人在2021年原著出版后控诉本书内容虚构造假的情况，其中哥哥2021年在Goodreads发布的一篇长文流传甚广。
对此，我们在出版前已特别向作者求证过，作者给我们提供了30多份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本书主要内容和事实均有证据支撑，而哥嫂在关键事实上有撒谎和误导之嫌。虽然美国原出版方（https://www.feministpress.org/books-n-z/tastes-like-war）和韩国出版方（http://geulhangari.com/archives/12147）均已发表过回应声明，但这个纠纷涉及一个移民家庭非常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历史，三言两语难以厘清，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作出一份更详细完整的梳理与声明，供读者参考。
根据作者的哥嫂几年来在网上的发言，我们将依次罗列他们否认的核心事实，以及质疑作者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依据相关证据材料和书中内容作出解释和回应：
1. 母亲在韩国曾是一名性工作者，在美军营地工作时认识了船员父亲。
作者在书中写道，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1994年23岁时，嫂子有一天突然告诉她：“格蕾丝，你母亲以前是妓女。”“是这样，你哥哥还记得。你去问他吧。他记得她以前经常浓妆艳抹。”但书出版后哥嫂否认了这一点，声称嫂子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完全是作者凭空捏造和猜测。
而作者提供的证据中，至少有5位她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可以证明，作者在1994年或1990年代中期曾告诉他们这件事，并称是从嫂子那儿得知的。韩国译本面世后，一些韩国亲戚与作者恢复了联系，表示认可、支持她的书，“我不以你妈妈为耻”。其中一位从1960年代开始（到1970年母亲嫁给父亲之前）与母亲有亲密往来的家人，他证实作者母亲在1960年代曾在美军基地附近的夜总会工作过，有时甚至得不停辗转多家。
2. 作者和哥哥有不同的生父。
书中作者提到，哥哥在父母相识的五年前就已经出生，有一次她问父亲为什么会和母亲结婚，父亲几乎含着泪说：“她独自一人养育着你哥哥。我想给那孩子一个正常的家。”
2021年，嫂子多次在推特上发言称作者与哥哥是同一生父，她写给作者任职大学的系全体教员与管理人员、所有国家图书奖评委和出版方工作人员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但事实上，1998年去世的父亲留下的遗嘱，早已交代哥哥的生父另有其人。作者也提供了她和哥哥的DNA检测结果，证明两人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
3. 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
哥哥在上述长文声称，母亲从未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理由是：“她在普林斯顿的著名精神科医生在她去世后告诉我，她很有可能没有精神分裂症，而更有可能是中风改变了她的大脑功能。他显然想做脑部扫描，因为自从她的病情发作以来，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我母亲拒绝这样做。”
作者找到了8位知晓母亲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或者亲眼见过母亲一些症状的证人，其中包括书中出现的人物：自幼认识的邻居、老友“珍妮”，曾与母亲同屋生活半年的前任恺撒，曾去过作者的韩国亲戚家里做客的韩裔同事兼朋友浩秀。“珍妮”记得作者母亲从她们高中开始就变了，出现偏执与妄想，也曾亲眼目睹她病情发作、对别人大喊大叫的情景。恺撒证实书中他出现的章节描述的信息是准确的，包括作者母亲闭门不出、无法社交、在普林斯顿精神病院住院的情况。
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浩秀曾与作者母亲通过一次电话，当时“奥吉”（母亲给那些她幻听到的声音取的名字）已经禁止她打电话，也不许她跟任何外人说话，母亲自始至终没有回应浩秀，但听到浩秀用韩国老家的方言说：“尊敬的母亲大人，您过得好吗？祝您身体健康。”母亲还是微笑起来，点了点头。另外，浩秀还告诉作者，“奥吉”的发音听起来像韩语的“玉姬”（Ok-hee），是母亲那辈很流行的女性名字。
4. 作者在母亲晚年经常为她做饭。
哥嫂否认作者经常为母亲做饭，称她并不是母亲的主要照顾者，甚至懒得照顾母亲，为数不多的为母亲做饭也只是为了写书而已。
关于哥嫂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以及作者因学业工作忙碌、距离远、经济较弱等原因，而无法像年长的哥哥那样付出太多的事实，作者在书中均有客观陈述，也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遗憾，并多次感谢哥嫂为母亲所做的一切，理解嫂子同时照顾孩子和母亲的不易。
其次，有7位熟人可以证明，自1998年作者在纽约城市大学读博以来，她经常从纽约坐火车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看望母亲，“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她做饭，到后来几乎每周都去。“珍妮”表示，虽然路途遥远让格蕾丝有时很有压力，但她非常珍惜可以照顾母亲的机会。恺撒称，作者与哥嫂在照顾母亲的问题上时有分歧，正如书中所述，她希望让母亲住得离她更近一些，这样她就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更加频繁地去探望与照顾。
5. 作者懒得去看自杀未遂的母亲？
哥哥在上述长文中称，母亲因企图自杀而住院后，作者没有去探望，当时嫂子二胎怀孕在身，他们请求她的帮助却遭到拒绝。
作者在书中提到，母亲总共自杀了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母亲住在新泽西哥嫂家附近的时候，第二次是几个星期后，母亲已经搬回了奇黑利斯与父亲同住。我们询问了这件事，作者的答复是：
我母亲第二次自杀未遂时，和我父亲住在奇黑利斯，所以是我父亲处理了这件事，而不是我哥哥或者他妻子。他妻子是在我母亲第二次自杀未遂之后一年才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我当时在古巴学习，而且1994年美国和古巴之间无法直接通讯，他们只能通过一种先发往加拿大再发往古巴的传真服务来通知我，我直到事情发生几天后才收到消息。所以，我没有去帮忙，但我哥哥和嫂子也没有去。
我母亲第一次自杀未遂时，我住在普罗维登斯，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当晚就开了四小时车去了。唯一的问题是，我是立即离开，还是等到晚上再走。我被告知，我母亲至少会昏迷一天，所以我得知这个消息几个小时后就离开了。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6. 嫂子为照顾母亲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哥嫂声称，嫂子为了全职照顾母亲，牺牲了她的事业，放弃了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作者提供的一份关于母亲居住信息的公开记录显示，母亲第一次在新泽西州居住是1994年，第二次是1998年（如书中所述一致）。而嫂子在1993年便因第一次怀孕休产假，暂停了她的博士课程。1994年6月，在新泽西州住了不到一年后，母亲因第一次试图自杀被送回了奇黑利斯与父亲同住，直到1998年8月父亲再次把母亲赶走（几周后父亲去世），母亲才第二次搬到新泽西。这四年期间，嫂子没有再回到学校，而是生了二胎，并且两个孩子都在家上学。后来又生了第三、第四、第五个孩子，家庭教育成了嫂子的全职工作。
“可在过去20年里，她一直把这件事归咎于我。”作者认为，嫂子在网上时而坚称母亲没有患精神病，不需要照顾，时而又说自己为了照顾母亲放弃了事业，存在矛盾之处。
7. 奇黑利斯有更多韩国人，排外情绪并不严重？
哥哥在上述长文中否认了奇黑利斯存在较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并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市有37个亚洲人，17个韩国人（其中8个在书中有提及）。但作者是在7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我们查阅了1970年人口统计数据，发现当时奇黑利斯没有韩国人。因此，作者在书中说：“我们是最早定居在那里的亚洲人，几十年来的第一批移民。”“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的韩国移民慢慢来到奇黑利斯，母亲会将他们每一个都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这些描述并没有失实。
关于奇黑利斯的种族歧视，有两位在90年代初期就认识作者的朋友表示，作者曾向他们分享了她在那里成长的痛苦经历，均提到小镇入口处的一个广告牌上经常张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的信息。
同样在奇黑利斯长大的“珍妮”，2021年在网上回应上述哥哥长文时也讲述了她的记忆：
放学后，老师送我们出教学楼时，暗示他可以强奸格蕾丝和我。另一位老师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对一个父母都是亚洲移民的男孩大喊”滚回你的老家去”。在与邻镇对手的篮球比赛中，一张画着两个非裔美国球员、写着”对他们施以私刑”的海报挂在体育馆的墙上。我的异性恋男友因为剪了个”同性恋”发型而遭到殴打。这些事情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讲述这个时期时，提到了高中时被性侵和当众羞辱（“不止一次用种族主义的绰号辱骂”）的经历，在场的“珍妮”证实了这件事。然而，不在场的作者的嫂子和侄女却在网上发言否认了性侵事件，声称这是作者捏造的——当时侄女甚至还没有出生。
格蕾丝的哥哥在她11岁时就搬出了家，去了州外的大学。格蕾丝六年级以后的日常生活，他都不在场，也不在场见证君子（作者母亲）发生的变化，而格蕾丝在十几岁的时候，每天都在直接目睹和努力应对这些变化。
作者也在书中提到了她和哥哥对奇黑利斯的不同感受：
我不确定哥哥是什么感觉。因为年龄的差异，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二十岁出头时，他告诉我，他觉得奇黑利斯没有我说的那么糟。“那是因为你是男孩。”我说。
2016年特朗普大选时，作者与哥哥曾有过一次短信交流（有截图），哥哥在短信中表达了对特朗普选民的无语，作者说她从前和奇黑利斯的大多数人交往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感受，哥哥则回了一句：“我一定是没有察觉到。不过我现在醒了。”
8. 作者成长条件很优渥，父母满足了她一切的需求？
哥哥在长文中特别强调作者的成长条件很优渥：“享受着中上层阶级的教育”、开奔驰和凯迪拉克、不需要打工，高中去欧洲过暑假、还去剑桥和巴西留学……“我的父母满足了她的一切需求。”
但“珍妮”记得，格蕾丝在高中时开的是一辆很普通的二手车、打过两份工，他们家住的只是一栋普通的独栋楼房，格蕾丝的房间很小，哥哥搬出去住后，才住进了大房间。“珍妮”也承认，格蕾丝在物质上并不缺衣少食，但也绝不是享乐主义者，她的父母确实在教育上对她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报各种课、参加各种活动，可就像书里写的那样，这不是她想做的事，而更多是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期望，格蕾丝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压力也很大。
最关键的是，作者从未在书里将自己描述为贫困者，不存在撒谎的嫌疑。
9. 关于父亲的家暴、出轨、种族主义，以及所谓的“性暴露”？
哥哥称“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没有家暴”“没有带过妓女回家”，仅是单方面的断言，没有出示任何有力的证明。
关于前两点，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亲身经历的大量细节。她回应称：“对于小时候发生的（父亲）暴力事件，我自己也想知道哥哥在哪里，我只能猜测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另外，“妓女”一词是他自己说的。我的措辞不同。我怀疑这些女人不是职业妓女，而是从事其他类型服务工作（比如清洁工作）的工人，我父亲花钱请她们来陪伴他。”
至于哥哥指责作者将年迈父亲的大便失禁事故“奇怪地”描述为“性暴露”事件，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主观化的联想和定性。书中出现的人物拉斐尔表示，那年事故发生后不久，格蕾丝给他打了电话，描述与书中完全一样，但没有暗示它与性有关。编辑们在阅读这段描写时也完全没有联想到“性”，以下是中文版原文：
哥哥与作者在很多事情上出现分歧，或者说是认知和记忆上的偏差，我们一定程度上认同韩国出版方的归因：“他们的出生背景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历不同，解读的方式也不同。”
但就专业而言，一些同事和同行对作者的评价是：一位“诚实”“严谨”的社会学者，“一个彻底的事实核查者”。
10. 母亲的遗嘱剔除了作者的继承权？作者的写作违背了母亲的意愿？
哥哥在长文中称，他们与作者的分歧和最终关系疏远，是因为作者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她的第一本书（注：作者的博士论文），对母亲进行了“可耻的”“道德败坏”的审问。“母亲对此感到非常不安，让我把格蕾丝从遗嘱中删除（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孝顺的大哥，保护着她）”。
作者提供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2008年4月，哥哥发邮件告诉她遗嘱认证程序已通过，并讨论了遗产分配事宜：兄妹一人一半。该邮件可以证明母亲的遗嘱并未把作者剔除，即便说母亲有过这样的念头，也只是哥哥的一面之词——他们甚至否定了作者对母亲的爱。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母亲的生命末期，作者与母亲的关系依然亲密。
作者的第一本书出版于2008年11月，在《她是幸存者》第292页，有一段作者为出版第一本书征求母亲意见的对话：
此外，有四位作者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同学&朋友均称，哥嫂与作者之所以关系破裂，是因为他们对于作者写作、出版家里的事——尤其是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和性工作经历，令他们感到羞耻——非常排斥和不满，“并试图通过不让她见侄女们来惩罚她”。
其中一位博士论文研究性交易问题的朋友霍普表示，为了解决分歧，也为了保护家人隐私，出版第一本书时，作者主动提出用一个跟家族无关的笔名来发表文章，她哥哥同意了，自此作者一直用格蕾丝·赵这个名字来写作。但2021年第二本书《她是幸存者》出版后，哥嫂突然出来对格蕾丝进行诽谤攻击，令霍普感到非常惊讶与不解，“因为在他们开始骚扰行动之前，并没有被确认为是赵的亲属。”
另有7份2006年作者与朋友往来的电子邮件和聊天记录显示，哥嫂不同意作者写作和出版她的第一本书，双方因此爆发过比较剧烈的冲突，他们在网上追踪她用笔名发表了什么，禁止她再踏入他们的地盘、接触他们的孩子，甚至试图阻止她与母亲见面（母亲住的公寓是哥嫂安置的）。当时作者深受困扰，向好友寻求支持，还提到自己在接受心理咨询。
其中，作者在2006年8月23日写给朋友的邮件中说：
哥哥还在生气，但他也承认嫂子是幕后主使，他也不像她那么激动。
另一封2006年8月21日写给朋友的邮件中，作者记述了她与母亲的对话：
我昨天见到了我妈妈，并和她谈论了这本书。她说她认为嫂子只是嫉妒我，当嫂子告诉她我不能再回到她的房子里时，我妈妈的反应是“那我想换个地方住”，她还说，如果嫂子再提起这本书，她会说，“你为什么不买本格蕾丝的书，读给你的孩子听呢?”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了这段经历：
2005年前后，在我写作第一本书之时，某位家人向我保证，如果以后他们的孩子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亲的真相，他们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变态，是骗子，是神经病”。我若是想出版，那他家就不再欢迎我，我也不能再和他家孩子有任何联系。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沉默，要么断亲。我选择的是断亲，甚至改掉名字，进一步与他们拉开距离，退到离原生家庭更远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母亲是唯一支持我书写的人。我最重视的，也是她的意见。
……我们早已被分隔在鸿沟的两岸，该如何纪念母亲，真相该揭露到何种程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永远存在分歧，但我不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11. 作者在出版《她是幸存者》前，没有提前告知哥嫂？
哥嫂指控作者没有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也没有向他们核实书中内容，他们是2021年10月通过媒体才得知作者又出了第二本书《她是幸存者》。
作者回应称，自母亲去世后，她和哥哥之间的联系只剩偶尔零星的短信，与嫂子更是早就断联。2021年2月10日，她给哥哥发了一条短信（有截图），告知他新书即将出版的事，试图与之沟通。以下是短信原文：
嘿，有件事我要告诉你。5月我有一本新书要出来，是一部回忆录。我知道我的写作过去一直是我们之间冲突的一大根源，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看事情的方式有所不同了。我一直有强烈的情感，想将我的写作变成疗愈自己创伤的方式，以及我的创伤是如何与妈妈的创伤交织的。不管怎样，我不期待你会理解，但我的确想让你知道我确实想这么做。顺便说一下，我已经通过合法程序将自己的姓改成“赵”（Cho）了。
但哥哥并没有回复，既没有要求看书，也没有反对出版。作者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
对于哥嫂一家人持续不断的诽谤骚扰，作者曾考虑通过起诉他们来维权，有几封邮件可以证明她2021年事发当时咨询过几位律师。了解到诽谤官司非常难打，律师费可能会花光她毕生积蓄后，她听从了出版方的建议，放弃了这个念头。数月后，哥哥渐渐销声，但嫂子至今仍在网上继续骚扰、污蔑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哥嫂一家人从未披露过任何可以佐证他们说法的证据。
作者说，自2022年1月以来，她就没有再看过网上的诽谤舆论，“因为这对我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害”。
浩秀在出具的证言最后说道：
他们几个月来的狂热纠缠，不仅让我意识到，人们对所谓“正常”家庭的深切渴望会变得多么暴力，也让我意识到笼罩在她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孤独是多么深重。格蕾丝的作品大胆地拷问了不为人知的日常暴力是如何与家族历史中的沉默和秘密同流合污的。
12. 作者有“受害者心态”，喜欢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哥哥和个别网友称作者有“受害者心态”，喜欢撒谎、夸大事实，将自己的经历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故事。
这种对作者本人极其主观的论断，我们没有立场作任何回应。单就《她是幸存者》这本书而言，我们完全不认同作者是在描述一个受害者的故事。当然，在战争、性别暴力、种族歧视、精神疾病误诊等经历上，母亲首先肯定是客观上的受害者。但作者同样花了大量笔墨去展现，君子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那种蓬勃坚韧又温暖善良的生命力，比如独自涉足荒野山林大量采集食物并拿去售卖、为了融入社区费尽心思举办聚会、像大姐一样照顾每一个后来的韩裔移民家庭、在几乎是丧偶式育儿的同时在少管所全职上了11年夜班……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能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作者母亲虽饱经苦难却从不自怨自艾，在她病重前，她始终不停地在为自己、为家人努力赢取更美好的生活，或许在内心深处，她也一直在与那些困扰她、最终令她崩溃的创伤暗自搏斗。
母亲承受了那么多，走了那么远的路，把女儿送进哈佛并如愿成为一名学者，即便最后她还不能坦然面对“慰安妇”（“性工作者”）这个词，却坚定地支持女儿的书写。我们认为，君子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她的胸怀、见识和精神，已经超越了她的出身，也超越了她的苦难。作者笔下的母亲，从来就不是可怜兮兮、怨天尤人的“受害者”形象，而是一个从多重暴力夹缝中努力活下来、并不断追求活得更好的幸存者，正如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是，“那个女人，对我来说，是位英雄。”
除了写书之外，多年来作者每年都会在母亲的忌日举办纪念聚会，制作母亲喜欢的韩国食物与朋友分享。她还以母亲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至今已15年，资金来源于作者的写作收入），以进一步纪念她，让她的名字和精神得以延续。
最后，我们想以Vogue韩国版杂志对作者的一段采访作为本次声明的结尾：
Vogue Korea：您还说，“我也拒绝对其他家人羞于启齿的事情保持沉默”。即使家人度过的时间和经历相同，他们的记忆也必然不同。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更广泛地说，回忆录中的真实性有多重要，您认为如何才能确保它的真实性？
格蕾丝·赵：这是回忆录写作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读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回忆录是作者对自己经历的主观描述，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人的经历不同。然而，作者需要真实地记录自己的回忆和经历。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作者的诚信，也关系到回忆录这一文体的合法性。
有些回忆录作家会把其他家庭成员的回忆也写进来，但如果有人一开始就不希望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就变得很棘手。在美国，如果回忆录作者的作品揭示了家庭内部发生的任何形式的虐待或凌辱，那么家庭成员否认作者的故事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作者揭示了精神疾病或性方面的不当行为等被污名化的东西，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就我而言，我将一些与其他家庭成员观点不同的事例写进了文字中。在写作过程中，我使用了信件、电子邮件、公共记录和照片等文件来重建我的一些记忆，并支持其他记忆的真实性。我还向书中的几位人物展示了手稿中的章节，以帮他们确保准确性。有位家人甚至在我开始写书之前就说过，如果我披露他们认为是污名化的东西，他们就会否认我写的一切，我没有把书稿给那个人看。我试图通过改名来解决与此人的冲突，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我和我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美国出版界，对于回忆录中能写什么和不能写什么也有法律标准，这有助于确保真实性。
我是通过社会科学中一种名为“自传式民族志”的写作体裁接触到回忆录的，这是一种挑战关于真相的既定观念的方法。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家研究殖民地人民，却不让他们为自己说话，从而强化了殖民者的观点。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真相的渴望，尤其是那些被殖民化、军事帝国或独裁统治等强大势力压制的真相。但有时，家庭也是压制的参与者，因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认为说出真相太可耻或太危险。
后浪文学编辑部
202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