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对女性主义或者干脆点说对女权运动的前景，经历了乐观→悲观→愤怒→漠不关心的转变，觉得人只能“自救”，不能“救人”，自从放下助人情节后，心态更平和了。只是这种放弃的行为，让我觉得很憋屈，开始反思这方面的问题。
《开场》中邓小南强调：“社会体制、大众观念对于女性来说都有不利的一面，但不至于完全没有空间，可以争取往好的方向发展。将来的女性整体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取地位不是要上街游行，而是要让人看到你的坚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上野千鹤子在采访中说：“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这种男性的攻击不仅出现在互联网上，还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这是2022年国内“性别对立”白热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矛盾就会爆发。
“而愤怒则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位置对等之人的侵犯时所产生的一种正当的情绪。我认为女性应该多表达愤怒之情··我反倒觉得比起管理愤怒，我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表露愤怒”-上野千鹤子。
女性表露愤怒更多会被称为泼妇或神经病。当然，现在文明程度有所上升，“泼妇骂街”这样的词眼几乎不会有人提起，把自己妻子称为神经病的现象依旧普遍：我小时候会听到我爸说我妈妈“发神经”；前些天，一位友人坐月子期间发现老公精神出轨，吵闹中，她老公当着外人的面说她是神经病。我想我遇到的应该不是个例。
“在中国的学术界，我的观察是，随着人文学科地位的整体下降，女学生的比例持续大幅提高，而女教授的比例却没有对应的增长。青年女性学者的工作与生存状态相较于男性，也远为艰难。这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趋向有关，但我仍相信，它也只能经由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改变。”-戴锦华
这段话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点：人文学科地位整体下降，女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女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女教授比例却没有对应的增长。这两年网络上不断有人呼吁女生打破“女性理科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勇敢地选择理工科，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打破由男性垄断的市场。
女性靠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无法质疑其学术能力就被质疑不是一个好的母亲，在电视剧《功勋》中被塑造成一个不通世故、只知道科研的怪胎。上野千鹤子在日本被称为“日本最可怕的女人”，被说成不懂时尚的女人。难道顶尖女性学者就不能是个正常人嘛？
当然，更多的女性学者会被质疑学术水平。抖音上还专门有“学术妲己”的梗出现，我觉得这是通过娱乐化来污名化女性的学术能力。我关注到的，最近被质疑的女性学者是欧丽娟，当初靠解读《红楼梦》出圈，最近又因这个被质疑。抛开学术问题不谈，只说我观察到的现象，这几年出圈的网红老师很多，绝大部分都是男老师，鲜少看到有人对他们的学术能力进行申讨。
三年疫情期间，医护为我们牺牲了很多，很多严重的地方都靠各地医护的支援挺过难关。只是最早的宣传中却会抹掉大量女性的身影，激起众怒后才有收敛（共青团宣传“一代人有一代的长征”时也有一样的骚操作）。与被抹去的女性身影作为对比的是：“重症八仙”中仅有一位女性（每一位我都很尊重、敬佩，提起只是为了说明男女比例）；推出来做宣传的“网红医生”们，基本都是男性；主导疫情相关工作的领导是孙春兰。
“我觉得至少他们被看见了。媒介社会学为什么关注所谓“可见性”？因为“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只有“可见”才能使个体或群体成为一个社会角色，参与公共生活。”“而我的女性身份让我格外关注这些女性。我的学术经历、我的生命体验、我所有的人生都无法和女性身份剥离。”“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让这个议题成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议题，这比什么都强。”“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就要表达出来，而对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陆晔
陆晔的这些话让我想起22年关于女性权益很火的两个争论：化妆是不是服美役？高铁上该不该卖卫生巾？被看见才会被讨论，有讨论就会有思考。卫生巾事件被提出来后，已经有高铁开始卖卫生巾。社会习惯性忽视女性的需求，只有这些被“可见”后，才能发生改变。“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就要表达出来，而对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本该是社会教育的事情，却要女性去争取、去教导，“被迫当妈”的体验绝对算不上友好。
“新京报：无论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九十年代的女性热潮，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在现代性视野中作出新的突破了。”
“理论失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在网上几乎没看过国内以前的理论经验，阅读的女性主义书籍也几乎都是国外的作品，对于国内以前的女性运动一点都不了解。这种现象很值得反思。
梁鸿对“打工文学”与“小镇做题家”的看法与我相左，她认为应该警惕公共话语对群体的特殊化。我觉得这些标签只是在描述一种现象，一种特点，梁鸿的观点反而是一种歧视。
“经常有人花式赞美英美影视剧不搞意识形态教育，其实是人家的意识形态教育掌握了润物无声的法则。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新冷战时代，但最后的战役肯定还是文化仗，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野性套法西方，现在可以搞一个“双减”。以往社会主义文艺中的爱情表现也好，风景表现也好，都有特别牛逼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我们的群戏电影···这些都可以在今天重新激活，呼唤出一个新的觉醒年代”——毛尖
国产影视的垃圾之处，此处不多说。前两天去看《阿凡达：水之道》，虽然是老套的、以男性为主的故事（这点颇受诟病），但正反派的团队中都有不少的女性身影，连反派的炮灰团中都有拿着哑铃健身的女性抢镜，更不用说男主的妻子和女儿武力值和能力值拉满，海洋部落男酋长还要听萨满妻子的话，不把女性当做男性的附属和工具人。也不能怪大家花式赞美英美影视剧，人家做的确实很好。
“可是今天，那些更为低微的人群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几乎看不到了。很少有作家去写家庭主妇的价值，去写那些带孩子的奶奶和外婆的价值。在我的视野里，当代作品里很少触及这一群体。”——张莉
不仅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也没有更低微人群的身影了，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都失真了。很多打着女性主义的作品在描写底层女性时，很多都真假参半，她们可能就稍微体验了一下底层的生活，然后就认为能够写好。就像某部电视剧编剧说为了创作专门半年副县长半年的情况一样，写出的东西也就只能骗骗没有经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