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表书评时心中被盛怒所占据，即不严谨也不客观，一些说法简单粗暴，没有过多的引用和论证为什么我是那么想的。重新梳理了一遍之后，虽然我依然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是这次将从学理上来论证，那个想法就是作者理论水平不佳，不但本书大量引用他人研究的二手观点，而且全书没有严格的论述逻辑，中心观点几乎单看书封标题就可以把握，这本书通篇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在中世纪晚期，权力以猎巫为方式，剥夺妇女生育自主权，将妇女降格为物，在妇女身上施加了类似圈地运动那样的暴行，把妇女的身体当作一种生产资料实现了野蛮的原始积累。这个中心观点有一定的价值，但本书前半部份用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度，将中世纪前期的平民社会和异教文化描述得仿佛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格林威治村那样美好和人人平等，好像早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早就实现了共产主义，领先全人类两百个版本。（本人不研究中世纪史，仅因为作者的二手文献缝合度让我对她描绘这样反常识的观点感到不信任，欢迎打脸）接下来将主要讨论为什么我攻击作者理论水平不佳。在书写的过程中其实中途放弃了好几次，觉得很幼稚，又不能发论文是在这种网络平台较劲干什么，最终让我决定还是要写的原因，是我看到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30年的通信：一位城市女性与一群农家女的友谊》，里面农村妇女的一些遭遇触动了我，并且令我想起作者书中女巫的遭遇，继续书写本篇的目的，主要是对作者践踏生命政治理论的愤怒驱逐，还有另一小部份，也是冷静下来后的目的，是出于希望女权主义可以从更加具有学理的有说服性的方向出发，而不是仇恨一切不表明态度自己同情妇女受迫害历史的人与事物，然后关闭一切理解那个被认为由男性支配的形而上学依然具有潜能的沟通通道。本书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视角的飘忽不定，使而马克思主义时而反复提及生命政治的概念，并且在一本实际上是讨论女性作为性阶级的著作里面，有大量同情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世界有天真幻想的内容，不是不可以同情，但这已经过分偏离本书的主要主题了，各种概念无体系地穿梭在本书中，甚至时而引用两页笛卡尔，非但感受不到作者的博学，反而让人感觉作者逻辑思维极其混乱，想到什么写什么。之前和豆友争执这到底是用了福柯还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范式，说实话被带偏了，问题的根本不是这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还是福柯的生命政治的问题，而是这本书虽然穿插了一些词句和引用，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研究路线的。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和生命政治理论是具有不可兼容性的。
如果福柯来评价她对自己的评价，他大概会这么说，“当我看到你们努力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时，说真的，我没有看出你们一劳永逸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理性结构从而其命题提示了验证的程序。我看到你们首先做另外的事，你们首先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你们把自己归类于掌握这种话语与权力的人。”（摘自《必须保卫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统治权哲学，有着鲜明的强权—弱势的对抗色彩，并且马克思天然赋予了弱势方更高的道德地位。福柯生前也是左派抵抗人士，但他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这个整体性概念本身是可疑的，并且以统治权的眼光去看，所谓的无产阶级胜利也只是产生了新的统治阶级。他从不否认人抵抗权力的可能，只是他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建立在统治权想象下的整体战争，而是呈拓朴结构的去中心化的局部战争。为了深入理解其中的区别，需要理解生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理解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设想是建立在将资本主义理解成一种统治权的古典权力的想象上的。
众所周知生命政治的卓越代表有三位哲学家，分别是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或许还要加上朗西埃。埃斯波西托成名之时远在本书完成之后，可以先按下不表，那么主要集中于福柯和阿甘本这两人的哲学回路，为了要理解二人的共识和差异，必须要理解生命政治到底指什么，生命政治的核心观念，也是贯穿于所有生命哲学家的共识，那就是对微观权力学的承认，微观权力学是一种现代权力技术，和古典的统治权权力有明显的区别。
古典权力的特征：（1）否定的关系；（2）法规的权威；（3）禁忌的循环；（4）审查的逻辑；（5）机制的统一性—— “首先，因为这是一个资源匮乏、步骤简单、手法单调的权力，它没有创新能力，注定是一直自我重复。其次，因为这是一个只能说“不”的权力，它不会生产什么，只会划定界限，本质上是反能量的，这是权力效能的悖论：除了让它压制的对象做它允许的事情外，像它一样，无所事事。最后，因为这一权力本质上是以法律为模型，以法律的表述与禁忌的作用为中心的。一切统治、服从和驯服的方式最终都是要达到让对象服从的效果。”
微观权力的特征：（1）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相互作用中运作着；（2）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3）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结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股力量轨迹；（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结、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
结合上面对古典权力和微观权力内涵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指的福柯将权力关系描绘成相互的是一种对迫害的忽视和去政治化实际上是不理解微观权力指的是什么，于是她全面否定了微观权力的合理性只因其不能为自己的弱势抵抗的阶级斗争背书。加之，性经验史其实对十七八世纪的历史着墨甚少，几乎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微观权力学理论而一笔带过，认知的意志整篇大部份是在进行理论构建，而第二部快感的享用关注的是古希腊时期，第三部自我关注着眼点在古罗马时期，最近几年出版并被快速翻译各语言的第四卷肉欲的忏悔关注的也是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文化。如果仅因哲学家不关注历史中女性受到迫害，那么阿甘本想必也不会得到作者的赞赏的。阿甘本几乎所有研究围绕国家机器通过合法方式将部份人群非人化，剥夺其公民身份，然后理所当然地对这些被合法剥夺公民身份的人们施加暴行，这里生命政治的重点不是施加暴行，而是合法剥夺公民身份使其非人化。而本书谈论的女巫时代，大部份人都不是“人”，他们仅仅是物，所谓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更加是无从谈起。本质上，作者是强行将并不适合她研究角度的生命政治研究方法剪掉她看不顺眼的部份，然后一股脑地塞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框架中。
在第一篇书评中，我曾说到，微观权力学的权力技术是一种统治关系而不是统治权。通过上面古典权力和微观权力的内涵区别，这点应该不用再重新解释一遍，那么（前现代——古典权力——君主统治）和（现代——微观权力——科学管理）是非此即彼的吗，如果古典权力存在微观权力则不存在，如果微观权力存在则古典权力不存在，是这样吗？不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专制权力和科学管理并存的情况，在作者的眼里，因为福柯没有看到科学管理开始发展的年代还有专制暴力的发生，说明了微观权力学的局限性。然而恰恰相反，作者指出的暴行是一种不需要微观权力学进行分析的古典权力，两者先来后到的顺序不是如同作者认为的那样微观权力学遗漏了古典权力施加的明晃晃的暴行，而是微观权力学本身是古典权力分析的补充，作者应该讲目光转向霍布斯等分析古典权力的政治学家。
首尾呼应，重提开头说的触动我继续写的那篇文章——《30年的通信：一位城市女性与一群农家女的友谊》，其中农村妇女的遭遇非常类似于《卡列班与女巫》中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和蔑视。那么接下来做一个练习，先阅读以下案例：
“来的妇女主要是控诉自己的不公遭遇，其中家庭暴力非常严重，像胳膊上被咬了这都算轻伤，有的人鼻子都被咬下来，缠着布。除此之外，土地问题也很严重：承包后的土地女性没有所有权和继承权，户主也是男人。这意味着，婚姻一旦出现变化，女性就会失去基本生活资源，娘家也不太可能收留她，她们只能来信访。
在妇女报工作后，一有机会，我就会去做一些关于农村妇女的选题报道。我记得有一年，全国妇联通报了一起侵犯妇女权益的恶性事件。在河南偃师有一个姓朱的男人，曾是乡里的劳动模范，能力不错，在村里办了一个罐头厂，为村民提供就业，还给村里修路，村民都很尊敬他。罐头厂里有对夫妻，30来岁，妻子很漂亮。老朱觊觎她的美貌，常常外派她的丈夫去外地采购，他再溜进女人家里强迫她，某天老朱因为心脏病突发类的原因死在了女人家里。此后两人的遭遇完全不同。老朱死后，家人为他开了一个特别隆重的追悼会，有400来人参加，几十辆小车去给他送葬。女人则被殴打、扒光了游街，从山沟一直到城里去，差点死了。女人最后生活很惨：没人愿意和她家的田挨在一起，她被分到了山最高处的一块田，不好种。她和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后来丈夫买了一辆三轮车跑运输，车停在哪里，车胎被扎到哪，她两个孩子老会被塞破鞋。村里所有人都认为，是她想抱老朱的大腿，是她勾引的老朱，甚至妇代会主任也这样说。”
问：这到底是现代科学管理的控制，还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前现代权力的封建遗留呢？（笑）
对自己的反思：还是少点较劲吧，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