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凡·高，多数人脑中第一个想到可能是“疯癫”——正常人会把自己的耳朵割掉送人吗？
一个“疯癫”，足以概括所有人对他的刻板印象，也足以掩盖他为艺术所做的所有努力。
凡·高27岁时才决定投身艺术，至37岁去世，艺术生涯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就在这短暂的十年中，他创作了2000余件作品，包括约900幅油画，以及1100张素描和速写。粗略换算一下，他一年得画200幅。而一幅油画从构图到完稿，往往需要数天。也就是说，凡·高每天都处于画笔不离手的状态。浏览凡·高早期到后期的作品，你能清晰地看到技巧的提升、风格的变化。从稚拙到自成一派，这是大量练习的成果。“天赋就是持久的耐心”，而独创性源自强大的意志力和专注的观察——这是憨傻的凡·高秉持的信条。
除了高强度的绘画练习，凡·高还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这也是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我为书狂》这本书中，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如果有一个元素能将凡·高复杂又短暂的一生串联起来，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元素就是书籍。
翻看凡·高的画册，确实能看到他专门描绘书籍的油画，也能在他的几幅人物画中看到读书人的影子。
不过，这些作为静物出现的书籍，只能说明凡·高手头有书，并不能证明他读书。但如果去看凡·高的书信，你会发现他几乎三句话不离读书：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我稍微研读了雨果的一些作品，有《死囚末日记》，以及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论述非常优美。”——1880年9月24日
“不久以后我会寄给你一本龚古尔的《亲爱的》（Chérie）。龚古尔一直很优秀，而且他写作如此认真，花了如此多的功夫。” ——1885年10月10日
“我刚读完左拉的《妇女乐园》，我发现它越来越有趣了。”——1888年5月4日
“我对书籍有种无法抵挡的激情”
凡·高爱好阅读的种子早在童年时就已种下。他成长在一个阅读氛围浓厚的家庭中，家中成员有傍晚聚在一起大声朗读的习惯。他们阅读各类书籍，从《圣经》到诗歌到童话。这一点在他的书信中也有所印证——1883年3月5日，凡·高给朋友拉帕德写信说：“这个星期我买了一本新出的平价版的狄更斯《圣诞颂歌》和《着魔的人》……我觉得狄更斯所有的作品都十分优美，但这两本故事集尤其动人——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几乎每年都会重读它们，而它们总是常读常新……”
凡·高的阅读习惯，也透着画画时的“疯狂”劲儿，一旦有自己欣赏的作家，便要把对方的所有作品一读到底。他1882年7月6日对提奥说：“在左拉的《 爱情一页》中，我发现有好几处对城镇风光做了极其精湛的描绘……而正是这本小书令我毫不犹豫地阅读了左拉的全部作品……”次年，他在信中又重申了自己的“阅读观”：“说到作家，比如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左拉，你难道不觉得，除非一个人对他们的作品有了近乎完备的了解，否则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
据粗略统计，凡·高自1873年开始与提奥等亲友通信，到1890年去世，在18年中至少写有820封书信，其中提到了数百部作品，包含200多位作家，涉及英语、法语、荷兰语、拉丁文4种语言。他阅读的作品跨越数个世纪与流派，涵盖神学、历史、文学与艺术等多个领域，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儒勒·米什莱、乔治·艾略特、狄更斯、丹纳、斯陀夫人、伏尔泰、托尔斯泰、都德，等等。怎么说呢，感觉像是看了半部西方文学史。
“书籍、现实和艺术，对我来说就是同一种东西”
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1798—1874）是第一个对凡·高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1873年，20岁的凡·高在伦敦的艺术品交易公司上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附了两张纸，就摘录了米什莱的《爱》（ L’amour）。他不仅自己读，也推荐给提奥看：“得知你在读米什莱，而且你真的读懂了，我简直不要太高兴。他的书至少教会我们，世界上值得去爱的东西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对我来说，这本书既是启示也是福音。”
事实上，凡·高对女性、爱情的很多观点深受米什莱的影响。米什莱在《论女性》（La femme）中说：“自然令生命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三重纽结：男人、女人和孩子。我们孤独地死去，唯一的救赎就在于结为一体。”在米什莱眼中，女性只有在男性的引导下，才能在残酷的现代世界中找到幸福。尽管这些说法在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凡·高对自己的“精神之父”深信不疑。遵循着米什莱的“建议”，他做出了一项惊世骇俗之举。
1882年冬天，已经移居海牙的凡·高遇到了失足女子西恩。她带着孩子，此时还怀有身孕，却被男人抛弃。“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冬天里还在街上游荡——她必须自己挣饭吃，你可以想象她能怎么做。整个冬天，我都用她做模特创作。我没法给她全额支付一天的费用，但我会帮她付房租。谢天谢地，我暂时还能把自己的面包分给她和她的孩子，免得让他们饥寒交迫……”在信中，他有些无奈地跟弟弟解释自己为何要带一个风尘女子回家。是谁给了他这个勇气？当然是米什莱。
凡·高那幅著名的素描《悲伤》（Sorrow,1882年），描绘的就是西恩。她弓着身子，头埋在双臂中，干枯的身子透出一股不幸、贫穷与哀伤。他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世界上怎么竟会有女人是孤单一人呢——遭到抛弃。”落款“米什莱”。这幅画简直就是这句话的图解，更是文学、生活与凡·高艺术结合的绝佳范例。
书籍也是陪伴凡·高一生的真正伴侣。在辗转生活于海牙、伦敦、巴黎、普罗旺斯的各个阶段，凡·高无不从阅读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支撑。
1880年，27岁的凡·高传教士的梦想彻底破灭，深陷孤苦与绝望的泥淖。他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对书籍有种无法抵挡的激情，我也需要不断地去教育自己，去学习，只要你愿意，就像我需要吃面包一样。……我没有被绝望打败，在我还有力量能够积极的时候，我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忧郁’。或者换句话说，我喜欢有所希望、渴望和探索的忧郁，而不是绝望、悲伤和停滞的忧郁。所以我相当认真地研读了我能获得的书籍，比如《圣经》和米什莱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去年冬天我还读了莎士比亚和一点雨果，还有狄更斯和斯陀夫人……”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决定投身艺术。
在阿尔勒，凡·高的书籍伴侣是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奇遇记》和《达达兰在阿尔卑斯》。都德，就是《最后一课》的作者——不承想，那位在初中时代感动了你我的法国作家，也在百年前影响着凡·高。
都德在小说中塑造了大胆鲁莽的达达兰形象，此人经常逗得凡·高开怀大笑。凡·高对达达兰的故乡达拉斯贡也充满好奇，而这个小镇就在阿尔勒北方20公里的地方。心动不如行动——1888年6月10日左右，他踏上了奔赴达拉斯贡的旅途：“我有一天去了达拉斯贡，很不走运，那天阳光太烈、灰尘漫天，我回家时两手空空。”话虽如此，但是差不多两个月后，凡·高画了一幅彩色速写，描绘了一个蓝衣男子，头上戴着草帽，身上背着箱子，手里提着盒子，腋下夹着画板，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拿着一根手杖。画中人的眼睛被草帽遮住了，面孔并不清晰，但我们通过书信可知，他就是凡·高本人，此时正走在达拉斯贡洒满阳光的小路上。正是这场在书籍指引下“说走就走的旅行”，促成了唯一一幅凡·高全身自画像。不幸的是，这幅画在二战期间消失，只有照片留存。
“如果我不学习，如果我不努力尝试，那么我就会丧失自我”
很多人以为，凡·高笔下旋动的星空、神秘的麦田等一系列难解的图像，是精神病发时画出来的。而事实上，“发作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所想和所作所为都没有任何意识”，遑论画画了。状态不错时，他才会像往常一样画画和写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1889年和1890年），凡高的阅读也从未松懈。
1889年2月，精神崩溃来势汹汹，旧日的爱好就像一只救生筏，拯救他于水火。清醒时，“我极其专注地重读了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正因为这是一本女性写的作品，她说这本书是在给孩子炖汤的同时写成的。我还极其专心地重读了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这两本书一直追随着凡·高，还出现在了他次年画的《阿尔勒女子·吉努夫人》中。这幅《吉努夫人》并非绝对的原创，而是基于高更的素描稿绘制的，凡·高画了至少四个版本。凡·高连续四次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描绘，绝非偶然。
在圣雷米精神病院那段煎熬的时光里，他身边的病人都无所事事，“一本书也没有，没有什么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凡高依然坚守着他的信条：“如果我不学习，如果我不努力尝试，那么我就会丧失自我。”他选择重读莎士比亚：“我在这里特想时常阅读的，是莎士比亚。”“之后我很希望有朝一日能阅读荷马。”
凡· 高读过雨果的《莎士比亚论》，在雨果所称颂的西方伟大文化的三大支柱“《圣经》《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中，《荷马史诗》是凡·高唯一欠缺的部分。阅读荷马，是他公开宣布的最后一项文学阅读计划，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永远都无法完成了。
“我不是个‘漂亮朋友’”
在并不长的艺术生涯中，凡·高创作了至少25幅表现书籍和阅读者的画作。相比凡·高数以千计的作品，这类画少得可怜，甚至画它们也多少出于“迫不得已”。
凡·高一直面临着缺少真人模特的困境，而对于一位画家来说，没有写生模特，堪比被堵上了进入艺术殿堂的半扇门。“由于缺少模特，我总是在我最擅长的方面遭遇挫败，但是我不会老想着这件事——我画风景和色彩，就不用担心去哪里寻找对象。”书籍作为随手可得的物品，自然成为他的首选。
有趣的是，凡·高在信中调侃自己找不到模特时，也不忘“引经据典”。他接着写道：“我知道，如果我去求模特‘请为我摆个姿势吧，我求你了’，那我可能就像左拉《杰作》（ L’oeuvre）里面那位优秀画家一样了。”
不读书，真接不住凡·高的梗——《杰作》是左拉以好友、后印象派画家塞尚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在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塞尚的艺术并未得到认可。左拉在书中如实描绘了这位画家的失败，也由此伤害了塞尚，导致两人绝交。《杰作》开篇，画家克劳德·朗捷在暴雨的晚上收留了待在家门口的年轻女子，第二天醒来发现女子非常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模特形象，便趁女子熟睡时抓紧写生，不料女子突然醒来，见此情此景惶恐地一动不动，感觉“他简直要用目光吞了她”。于是他恳求自己的模特：“我又不会吃了你，对吧？”凡·高的言外之意大抵是：那种卑微地恳求对方给我做模特的事儿，我是拉不下这个脸的。
阅读，也赋予凡·高独特的幽默感。1887年，凡·高在巴黎画了一幅《有小雕像的静物》，画中斜放着两本书，他仔细仿写了标题：黄色封面的是龚古尔兄弟的《热米妮· 拉舍特》（Germinie Lacerteux），淡蓝色封面的是莫泊桑的《漂亮朋友》（Bel-ami）。《漂亮朋友》中英俊的主人公，极受巴黎上流社会女性的欢迎，他利用自己这方面的成功向上爬。凡·高从阿尔勒给提奥写信，开玩笑地抱怨，自己很难说服普罗旺斯的女性为自己摆姿势当模特，因为“我不是个‘漂亮朋友’，所以我没办法说服她们”——不知凡·高真的有颜值焦虑，还是碍于艺术家的面子，放不下艺术家的架子。但读的时候，确实忍不住笑出来。
借由凡·高喜欢的书籍，走进他的生活和艺术
凡·高戏剧性的人生，常常遮蔽了他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所有人都在赞美凡·高艺术的激情，当所有人都把好奇心投向凡·高切掉的耳朵，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凡·高的死因时，她注意到了躺在凡·高画作中为数不多的书籍——马里耶拉·古佐尼，一位投身凡·高阅读史研究的女性学者、策展人。
她花费数年，搜寻凡·高阅读和喜爱的书籍版本。写作此书过程中，她查阅了现存903封凡·高与亲友的往来书信，凡·高的家庭档案，还有凡·高在书信中引用过的一百多本著作（艺术家的专著和传记，博物馆指南和目录，以及小说）。为了查找第一手资料，生活在意大利贝加莫的她，亲赴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以及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等机构，足迹穿越半个欧洲。因为她深信：借由凡·高喜欢的书籍走进他的生活和艺术，我们能够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中，揭示隐藏在所有作品背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