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内莎作为受害者，通过在几十年后的写作来完成自己迟到的指控和对自己的疗愈，同时向整个社会提出问题：
1.为何法律总是偏爱精英？艺术创造的神性和特殊性被同样移植在艺术家们身上，所以当灵感缪斯、艺术作品营造出一团伟大而浪漫化的光晕，人们总是宽容他们“出于艺术”的出格行为；
2.当自由和解放成为犯罪的遮羞布，这道界限究竟该设在哪里？马茨涅夫在70年代发表《关于一场庭审》，力图推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性行为无罪化，得到许多知识分子支持。而这个运动本质上，到底有几分是所谓推动自由进程，有几分是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和迫害行为辩护？；
3.对于孩童来说，性同意是否存在？成年人把责任的重担抛给孩童，母亲“尊重”女儿和年长三轮的男性交往的自由，父亲责怪女儿的丢人和不检点，齐奥朗为马茨涅夫辩护称“作为女性，为伟大的作家及作品牺牲是一种殊容”。没有人关注孩童的性同意是否是个伪命题，出版业、电视业都为他站台，唯一在节目中当面公开反对他的作家蓬巴蒂耶，还被污名化为悍妇和疯子。
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太过经典、太套路化的高位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身份光环，来对弱者诱骗和植入思想的“剧本”–思想操控和社交隔离是如此轻易的发生和进行，与此同时几乎全社会都是他的同谋。“掌握话语就是掌握了权力”，就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发生的如出一辙，文学是实施暴力的趁手的工具，不仅作品的光环与人格的崇高划作等号，通过对文学的另一种解构轻而易举地正当化这些暴力发生的普遍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