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学者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女性只能根据男性的概念图式来描述自身体验，这使她们身心分离，她称其为“分离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即女性生活经验与其使用的话语、概念、知识和理论框释间存在严重分离[1]。不难看出，这一理论所暗含的预设条件即是以女性生活经验（准确来讲是非男性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叙事与语辞是匮乏的、不足以反过来支撑日常生活的。当此现象作为社会共识被思考、被反思时，一切与父权制下的男性视角有不同程度脱离的叙事都值得被鼓励、被叙说，以及最重要的，被聆听。在本文中我想表达的，可能不仅仅是有关这本书的内容，也会包括在本书之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的叙事，以及，如何找到女性主义与如今“流动的现代性”的暗含联系与重织生活碎片的可能方案。
从广义层面上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与主流文化（此处的“主流文化”无论褒义贬义）不同的视角，尝试去通过它们去省思我们所处的群体、社会、文化等。当然，每一种叙事无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人口中所谓“个人的局限性”，但叙事的生产本就是个人性工作，对于生产者自身，将自身的生命体验转化为文字、转化为语言（除去文字性的那部分之外，还可以包括语音、语调、动作、表情），已经是一件需要倾尽全力、鼓足极大的勇气的事情了。或许对一个宏大的群体来讲，这个叙事一文不值，但对TA来讲，这就是生活的一切。因此下次当某个人再试图去面对他人的叙事时，“你有什么代表性”“你这个是个例，总体来讲还是…”之类的话应当被仔细斟酌。
回到这本书来讲，部分读者一定能在书中找到一些与自身经验不符的地方。如果说需要对这本书做一个所谓带有学术色彩的“反思”（在之后的部分中我将表述为什么要警惕这种“反思”），那么我认为最容易想到的，便是“你这个系列全部是对现代化进程较为先进的、社会阶层较高的、掌握着某种知识权威的个体的访谈，而缺失了对（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三世界的、在相同区域但阶层较低的、并没有掌握权威的个体的关注。”这种反思其实往往是多见的，尤其是当一些读者想要装作非常有反思性精神、很“学术”时，会在短评中写下我刚才写下的那些句子，并象征性地扣一两颗星，表示“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但前提是我能看出你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很厉害”（开个玩笑）。回到正题，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反思”需要被反思，是因为在主流的叙事不断增强着自己的实力、强制性地占据信息传播手段的大部分（甚至一切）时，无论是多么所谓“有局限性的”叙事，只要与强占中心的、“父权”的有（不管多大程度的）脱离，那么它就是珍贵的。不是说不能批评，但不是现在。
聆听TA者的叙事首先需要的便是抛弃（或暂时搁置）自身的成见。无论是在阅读这本书时，还是平日在赛博世界冲浪时，或是在接受任何信息时都是如此。说到这里，我自认为把我想表达的第一点说完了（但水平所限不一定能表述清楚）：由于与父权的、带有强制性的（部分）主流叙事有着偏离（无论程度）的某种叙事极其匮乏，因此这些叙事极为珍贵，并且其生产也需要尽个体的努力，时常伴随着痛苦。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来讲，本书的访谈们值得被我们认真聆听、谨慎对待，无论其中的观点是否与自身有所差别。
在这一部分中，让我们承接上文议论的议题：在女权主义运动以多种方式、不同渠道展开的今天，什么是在现今情况下恰当的行动？而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动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合理地质疑与反思？想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要认识中国性别平等的现状，再根据形势的不同阶段进行思考与判断。其中一种不恰当的“反思”是超前的反思，其后果便是无法发挥它应有的效力，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为前行的道路设置本可以避免的障碍。这种“超前的”反思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它并不是对实际现状有着清楚了解后所提议的。在第一部分中我强行列举的那一个“反思”便是一例。又或者，我们常常看到、听到或是亲身经历的一些性暴力事件，在这其中十分不容易存在所谓“生活的暧昧性”，此种情况下法律程序的执行者甚至有可能设下门槛，或是以不正确的方式对待。法律的正规化尚未彻底完成时，试图用“生活的暧昧性”解构法律对于性暴力的制约似乎为时尚早。这一反思并非毫无道理，但明显与我国实际情况有部分脱离（当然不是说这种论调不能提，这一议题一定是有值得讨论的价值的）。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我希望能从现今中国的性别研究领域现状讲起。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与西方的相关领域有着较大的差别，议论的议题也相去甚远。曾经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性别研究可被大致分为两类，即女性研究与男性研究，前者多是所谓“妇联研究”，而后者是“同志研究”。国外的相关领域近年来多有前沿性的扩展，而在国内这种变革尚未显现。一是由于制度对部分新领域的研究有着明确的限制，二是对于国内实践来讲，在这种变革之前的所谓“妇联研究”的目的还尚未达到。有学者坦言，她曾经与政策决定者探讨男性同休产假的议题，“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种在性别研究中可谓十分传统的领域（如婚姻中的劳动分工等等早已提出数十年的议题）尚未在我国实践中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还需要继续被大规模地讨论，以期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超越性的（或称之为超越该阶段现状的）视角是有着意义的，但一定要判断该种视角是对于当今目标的延伸，或是对于当今目标的阻碍。若是后者，则应当慎重对待此种“反思”：当其基础尚未构筑之前，那么它便是对着虚空之物的“反思”，可以被表述，但须慎重选择方式与对象。
这一部分我将尝试为戴老师等学者探讨的“时代变局”做一下（可能不是很准确的）注脚。以戴老师为首的几位学者提到了时代的逐渐转变，与人们精神气质的变化。这种转变应当可以被视为“乌托邦”形式的改变，由20世纪对世界“园丁式”乌托邦的想象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转变为“猎人式”的乌托邦。这里我犯懒了，直接粘贴之前写鲍曼的时候的读书报告过来以解释这一进程：
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爵士就设想了一种状态，并将其命名为“乌托邦”。乌托邦梦想的诞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觉得这个世界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中，非经彻底改革便无法将其导入正轨的强烈感觉；其二是认为人类有能力应对此项任务的信心，确信“我们人类能做到，我们拥有理性，能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并找到取代患病部位的物件；我们还拥有能力，能制造出将这些构想化为人类现实所需要的工具和武器。”
如果说在进入现代以前，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类似于猎场看守人的态度，那么对于现代世界观和现代实践最好的比喻就是园丁的态度。前者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其职务范围内的土地不受所有人为干扰，捍卫并保护其“自然平衡”，这是上帝或自然无穷智慧的体现。而园丁却持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觉得，若不是他一直以来的关注与努力，这个世界（至少在他所负责的那一小部分世界里）根本就不会存在秩序。如今，随着“乌托邦的终结”亦或是“乌托邦幻想的式微”，园丁的态度在逐渐让位于猎人的态度。
与之前盛行的两种态度不同：猎人完全不在乎事物总体的“平衡”，无论是“天然的”平衡还是设计、创造出的平衡。他们的唯一任务是追逐下一只“猎物”，他们或许会想到，在某个遥远而模糊的未来，这个星球的资源可能被消耗殆尽；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会视为他们的忧虑。如此遥远的前景终究不会危及这一次或是下一次打猎的结果，“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猎人中的一个；“我们”，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打猎群体中的一群罢了。
我们曾经梦想着“进步”可以使我们不断靠近更满足所有人类需要的世界，但在现在，“进步”的形象似乎从共享改善的语篇中转移到个体生存的语篇里。意识到进步的人们谨慎而警醒： “时代在前进”，我们会担心被抛到时代的后面，担心因为车速猛增而被甩落，担心在下一轮“抢椅子”比赛中抢不到椅子。此时，猎人们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奋斗无止境的梦，不同于原版乌托邦，是承诺其中的艰辛在建成之时便会结束。与“朝着”乌托邦的目标生活不同，猎人们就生活“在”乌托邦。 它把生命的过程重塑为永不休止的一系列自我关注的追求，每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序曲，一一实现，它没有为人们提供任何机会去思考其方向与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不是本书里出现的，而是那些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令人绝望的是，这类型的学者还极多）认为现今的“年轻人”为什么“更关心自己”，“关注自己未来的前途”，“而不去关注那些时代的宏大议题”。我只能做一个极其简单的回应：生活在流变的现代性中，人们仅凭借个人力量是无力去彻底摧毁生产不确定性的温床的，因为由于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丝毫不接受地方的解决方案，何况一些学者口中的“年轻人”甚至连地方的解决方案都构不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够在个人层面上缓解猎人式的乌托邦对于我们生活的某些面向的剥夺与击碎（如前文，鲍曼将其描述为“没有为人们提供机会去思考其方向与意义”）？
对于我个人而言，阅读、感知往往成为重织生活碎片的针与线。当然不仅仅是我这么觉得，在书中，不管是何种学科背景的学者们或多或少也都表达出了这一点。对于她们来讲，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是什么？学术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讲，学术是什么？对于那些最后没能走上象牙塔式的、官方的学术道路的TA们，学术可以是什么？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没能进学术圈也是可以做学术、搞研究的。我们不妨将学术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再次扩大：只要在生活中去感知、去聆听、去阅读、去思考，有时理性、有时感性，或许愉悦、悲伤、愤怒，那么TA就已经了取得了学术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许能够给予我们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我们能够不那么痛苦地继续生存；或许在更加积极的层面上，能够给予我们如契诃夫所言“向着新生活！”的气力，虽然不知道遥远的、重建生活的目标是否能最终达成。
除去刚刚所述的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当然可以算作现实的，比如近来“发疯”与“精神状态”等表述就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女性主义，或是学术，当然也有（在“原教旨主义”上的）现实的、个人性的（当然也是不彻底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可以超越这一“个人性”，但前提是我们需要用好我们的“个人性”自身，即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保持体悟，尽力叙述。这是因为，在第一部分中提到过，在现今，无论何种程度脱离主流的父权文化的叙事都是珍贵的。
正如标题所述，在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语辞匮乏的时代，叙述即是创造语言。对抗魔鬼的方式有很多种：要么运用魔鬼的语言去打败魔鬼，要么运用我们的语言，找到同伴，同时不成为帮凶。我想这是这本书通过其内容与形式想要传达的。（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私货”，全文很杂乱，因为我没有办法对我不熟悉的学科与方向做出什么评价，只能在熟悉的领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尽力扣住书中内容进行书写，同时也试图结合一下当下的事情，但是最后有些地方可能看不出和书有什么关联，成功化身谜语人……我的罪过。大家随意看看，其中若有荒诞的地方就当乐子看吧，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原书~）
（为了预览界面的好看，加张从@新星出版社 书评那里盗来的图片~）
另，在书评的最后分享一下我在阅读过程中的几条批注（仅选取一部分书评中没有涉及的，一些个人性很强的吐槽没有收录）：
P88（但比类似自我嘲弄更为深刻的感受是……令第三世界经历着精神上的赤贫与效颦。）
注：与列维·斯特劳斯初入热带时的困惑相类似。他认为“不被污染的文化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忧郁的热带》），那么对于文化研究来讲，一些人所述的“学术意义”是受到冲击的。
P102（个体生命经历，而非社会公共议题。这种迷惘徘徊的基调……）
注：一个人也可以有代表性。
P290（文化变成温吞水……）
注：现在的文化（有具体的但在这里没法明说的指涉）的确是温吞水，但是这不是所谓多元主体的以尊重与尊严为基础的政治导致的。至少在我的观察中，这难道不是由于某个不可言说的东西导致的嘛？甚至我的这段话也成了“温吞水”，不断在用“不可言说”这种词汇来言说，就是因为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1] Smith DE, 1990.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