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本书是因为当时在豆瓣的首页刷到了胡安焉的日记，记录的是他在德邦物流当分拣员的一年。这篇日记给我带来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让我给胡安焉贴上了“底层劳工叙事”的标签。因此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其内容的期待主要在于真实的底层劳工第一视角的民族志，而基本忽视了胡安焉“写作者”的这个身份定位。
这种先入为主的期待对这本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有两个大的影响，其一是作者对劳资问题的分析——不管是微观上对于自己陷入的具体情景的分析还是宏观上对劳资问题的理解——超越了我对“底层劳工叙事”的预期，虽然作者一直再说以他的学历背景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但他所展示出来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对语言的把握都是不停给我惊喜的。作者的语言很素净，这非常符合我在文字上的审美。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基层打工人，我完全没有耐心来迎合矫揉造作的文艺，诚如作者援引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如果一个记录者想说的有100%，那么以文字呈现的应该是八分之一，或者说写作者应该有功力把叙述整理成八分之一的精华，而不是二十四分之一值得读的洞察加上吊着命撑字数的十二分之一的矫揉造作。作者说到他曾经很喜欢卡佛，讲到他“克制的叙述”。虽然我对卡佛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但这种写作风格确实是我更喜欢读的。
期待和实际阅读体验的反差带来了第二个惊喜，我意识到我对胡安焉“底层劳工叙事”的标签并不准确，虽然他干过将近二十份工作——从加油站到草根杂志美编、从服装档口到熟食小店、从网店到快递员——但其实更核心的身份是阅读者和写作者。
借用所罗门在《背离亲缘》中提出的框架，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社会资本决定了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的垂直身份，而像我们这种无法在垂直身份（比如底层劳工）中找到自我认同的人总是需要发展出平行身份、并借助互联网等方式找到自己认同的社群。“底层劳工叙事”这个标签只是描述了胡安焉的垂直身份，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无法滚落太远而接受的现实。而阅读者和写作者才是我们这种对普世价值无法认同的人真正雄心勃勃之所在。从这个角度，《我在北京送快递》会让我想到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
虽然这本书收录的大部分内容跟胡安焉的豆瓣日记有重合，但跟日记内容相比，书丰富了内容，提供了更多细节，呈现了一个更多角度的人，让我意外地发现作者更多的共鸣点，仿佛看到在另一个轨道上运行的世另我，除了不时因为心有戚戚焉而爆笑之外也获得一点安慰。比如他diss逻辑思维的这一段就让我狂笑不止：
主编这时着迷于一个做创业内容的播客，主持人叫罗振宇，节目名称是“罗辑思维”，当时很受欢迎。他热情地向我大力推荐这个人和节目。我听了一下，不但没觉得好，反而有些反感。主编说罗振宇是做文化的，我既然要写作，就应该多关注他。我说罗振宇是在做营销，不是做文化，他是个商人。但主编说罗振宇也卖书，是个文化英雄。他告诉我罗振宇是这样卖书的：事前不告诉买家是一本什么书，然后向买家收取全款，买家要收到书后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卖出两三万本冷门的历史书，而且还不打折。我觉得很震惊，但并不佩服。我猜那些买书的人，大多并不会真读。他们买书的动机，我觉得很可疑。但是主编很崇拜罗振宇。而且他和我说话的腔调，也越来越像罗振宇了。之前我在云南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没能洞察到主编的这些变化，还以为他真的发现了好机会，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热切和自信。……他还让我读一些他买的经营创业方面的畅销书。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国外作者写的稍微好一点儿，国内作者写的则都很恶心。
我也很喜欢作者在后记里提到的《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伟大的失意”。《巴黎伦敦落魄记》对贫穷是如何被社会构建的做了相当真诚的探索，但性别观是很落后的。相比之下这篇后记让我看到作者作为男性写作者以写作者的平行身份跟皮尔金顿夫人产生认同。很多男性作者的“底层劳工”叙述会带上不自知的性别偏见，但《我在北京送快递》至少没有让我感到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