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911年算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进行改革，虽然这次改革初衷是被迫的，其过程是蹉跎的，其结果也是不理想的，但是其历史意义依然是巨大的。
毕竟这是当时举国上下头一次直面一个外来世界，头一次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也是头一次有了“改革”。
但很遗憾，在这样一个窗口期满清政府没有给出一个好的答卷，不仅没有抓住窗口期的红利，反而拖累了未来中国发展的进程。
一、抱残守缺，睁眼而非正眼看世界
晚清政府里慈禧作为决策中枢，其个人能力是有的，否则也不能亲政伊始就拿下肃顺，主政期间算计曾国藩，二次亲政后强压光绪。如果是维持一个传统封建帝国的统治未尝不是合格舵手。
但在国门被打开的新态势下，其见识上的短视，视野上的不足也就让朝野上下深受其累。比如在关于琉球问题上，晚清政府还停留在朝贡宗主制度，却不明了国际态势邦交已经有了新的制度，处处被日本算计，后来险些还丢了台湾、云南。
又比如晚清派出去的驻外大臣，按理是应该把海外的优秀成果引入国内，把海外可以利用的资源导入国内，结果他们在向国内朝堂奏报的工作日志里，通篇都是对西方的贬低，还试图用孔孟学说来证明现代科学，只是为了维持大中华的体面，并没有真正把成熟优秀的文明引入进来。
又比如改革到了1908年，也就是改革已经37年了，慈禧病危弥留之际才明了：立宪的本质是扩张民权，而非重塑君权。而隔壁的日本早在1885年就已经建立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近代天皇制。
可见在晚清改革历程中，慈禧对于改革的认识不清和视角狭隘，必然导致以她为代表的大多数群体只是被迫睁眼看世界，而不是正眼看世界。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欺
在晚清政府里，大批晚清官吏，由于被迫和洋人打交道，在实际事务中也不得不和海外诸国产生交集，但是其与列强对抗心态过重，影响到了和近代文明拥抱的心态。
在改革中并不是以一种包容接纳的心态去引进先进的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反而退化成简单购买采购枪炮轮船的采买手段。殊不知任何一种技术的产生都是由其背后的环境所催生的，而具体应用一种技术，又是需要有配套的理论支持和协助的。
以枪炮为例，枪炮的采买只是最基本操作，如何使用枪炮，如何保养枪炮，乃至如何把枪炮应用到现有的军队建设上，甚至合理搭建进入国防系统，才是真正把枪炮用起来。
但是，晚清却为了维护“中学为体”，对后者弃而不用。北洋水师的航船买回来，国内连维修的配套船厂都没有，不得不去日本港口维修；水师训练体系明显是海战体系，应该在沿海培养新军，结果却把北洋水师学堂设在颐和园昆明湖——小湖如何能练出海军？
反倒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从兵员选择，到兵员训练，到将官培训，列队出操都统一吸纳西方练兵体系，而不是简单采买武器，成为了后来的北洋政府班底，算是少有的一例改革成功。
三、挂羊头卖狗肉，离心离德，公信皆失
孙中山回忆说，1895年底策划 “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 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当革命党人在1900年底策划”惠州起义”再次 失败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 恨其事之不成矣”。
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革命党人的手段和主张有了本质性的变化，而是清廷中枢在庚子年做出了让举国官绅百姓都极度失望的事情。
毕竟，19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派全部集中在朝廷，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 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可谓举国一心，虽然磕磕绊绊，但总还是一起往前。
甚至于甲午战争战败，虽有零星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出现，但主流依然是支持晚清政府改革的。但慈禧依然没有真正意识到、或者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宗旨，甚至在1900年，慈禧荒唐地同时向八国宣战，给整个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朝野上下的改革人士愈发和朝廷离心离德了。
可以说，正是慈禧等人的“改革”成为了改革最大阻力，也给自己制造了大量革命党，葬送了晚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改革的崩溃，恰恰说明改革最关键的地方远不止船坚炮利，而在于减掉脑袋里的那根辫子，在于正眼去看世界，以包容、平等、接纳心态去面对未知的新事务。
而要达成以上视野和认识，就需要开民智。这也是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引入德先生、赛先生的根本缘由，也是后来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就重开高考的缘由。
毕竟，只有思想上的解放才能让整体思维活跃，底层基数扩大化，创新思路才能更大概率出现。而有了一致的思想内核，也就有了沟通交流的基础，从而在协作合力上效率提升。
同样也更便于理解和实践具体技术，知其然才能知其所以然，通过系统消化和吸收新技术的来龙去脉，取其精华，结合实际；否则技术的引进和推演很容易成为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不得内核，只有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