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访谈2012年原载于《纽约客》，采访者为《纽约客》小说编辑德博拉·崔斯曼。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on-dear-life-an-interview-with-alice-munro
Q：
您的最新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本月刚刚出版。书中多篇故事探讨了女性如何摆脱成长环境的束缚，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但随后似乎因为这些选择而受到惩罚——可能是被男人背叛或在最脆弱的时候被抛弃。在《离开马弗里》、《阿蒙森》《科莉》《火车》等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甚至在《庇护所》中，那位姨妈因为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反抗丈夫专制的行为，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在小说中，这样的轨迹对您来说是否显得不可避免？
门罗：
在《阿蒙森》中，那个女孩第一次遇到一个无助地自私的男人——那正是她感兴趣的类型。他对她而言总是一个值得追逐的奖赏，尽管最后她变得更加现实，将他收藏于幻想之中。这是我对它的理解。
在《离开马弗里》中，许多人都在追求爱、性或某种东西。那位病患和她的丈夫似乎得到了这些，而周围的其他人则因种种原因错失良机。我很欣赏那个离开的小姑娘，并希望她和那个妻子去世的男人能够以某种方式走到一起。
《庇护所》中的“理想妻子”形象非常明显，几乎像是我年轻时女性杂志中推崇的一个刻板形象。在结尾，她允许自己感到厌倦——天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火车》则完全不同。这是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只要没有性来打扰，就能自信且满足。我认为他年轻时曾被一个吵闹的女人折磨过。他无法控制自己——必须逃跑。
Q：
在您的作品中，女性一旦显得与众不同，就常常会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个性化在女性身上被视为一种可耻的冲动。您自己是否也曾经努力打破这种观念，勇敢地将自己作为作家展示出来？在您那个年代，从安大略乡村走出来的女孩读大学是否常见？
门罗：
我从小就被教导，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引人注意”或“自以为聪明”。我母亲是这个规则的例外，但她为此付出了代价，早早患上了帕金森病。（这条规则针对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而不是城里人。）我试图过一种被接受的生活和私人的生活，大部分时候还算过得去。我认识的女孩没有一个上大学的，男孩也很少。我只有两年的奖学金，但在那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想娶我并带我去西海岸的男孩。那时我可以一直写作了。（这是我在家时的打算。我们虽然贫穷，但总有书相伴。）
Q：
您笔下的许多年轻女性在婚姻和母职中感到困顿，总在寻觅更丰富的人生。您自己也很年轻就结了婚，到二十多岁时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作为妻子和母亲，您如何平衡这些责任与成为作家的抱负？
门罗：
拖垮我的并不是家务或孩子。我从小就做家务，已经习惯了。让我觉得艰难的是那种公开的观念——认为女性如果做了像写作这么奇怪的事，就不体面，甚至可能是疏于照顾家庭。不过，我找到了一些朋友——一些也喜欢开玩笑、偷偷看书的女性，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真正的难题是写作本身——经常写得“不怎么样”。我经历了一段意料之外的学徒期。幸运的是，那时正有一股“我们加拿大文学在哪里？”的呼声。因此，位于多伦多的一些人注意到了我那些不安的尝试，并帮助了我。
Q：
《亲爱的生活》里有四篇作品，您称它们“并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就情感而言具有自传的性质，尽管有时并不完全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其中一篇《亲爱的生活》，在《纽约客》刊登时是以回忆录而非小说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篇章仿佛梦境——是一些片段，闪现着对童年半记忆、半领悟的时刻。这些内容是否基于您当时写下的日记？
门罗：
我从未写过日记。我只是记住了许多事情，而且比大多数人更以自我为中心。
Q：
您的母亲在这四篇作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曾在1994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您的母亲是您生活中的核心素材。现在对您来说依然如此吗？
门罗：
我想，我的母亲仍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因为她的一生既悲惨又不公，而她却如此勇敢。但同时，她也极力想把我塑造成那个主日学校背诵诗文的小女孩——从七岁起，我便努力与之对抗。
Q：
您在书的后记中提到，这部分内容是您“关于我的生活我所能说的一切，我相信，这些故事给出了最初，最后，以及最贴近生活本身的表达”。然而，您的许多故事似乎都借鉴了童年的经历以及父母的生活。您2006年的短篇小说集《岩石堡风景》不就是以您的家族史为基础的吗？
门罗：
我一直在作品中使用自己的生活片段，但新书中的最后几篇是完全真实的。我应该补充一句——《岩石堡风景》也是，我的家族故事，尽我所能讲述的。
Q：
您在创作《岩石堡风景》时发现，您的家族每一代人中都有一位作家。您在成为作家时是否感到过这种传承，还是将自己的抱负视为完全独立的追求？
门罗：
发现家族中有这么多作家，我感到很意外。不过，苏格兰人，无论贫富，都会被教导阅读，男女皆然。但奇怪的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家中亲戚们总催促我学会编织和缝补（这些来自我的姑妈和祖父母，而不是我的母亲）。有一次，我震惊了他们——我说长大后我会“扔掉这些东西”。而事实上，我确实这么做了。
Q：
早期写作时，您是否有意识地模仿过其他作家？有没有特别喜爱的作家？
门罗：
我最崇拜的作家是尤多拉·韦尔蒂。至今如此。我从不敢模仿她——她太卓越，也太独树一帜。她最出色的作品，我认为是《金苹果》。
Q：
您是如何选择短篇小说这一形式的？或者说，是它选择了您？
门罗：
很多年里，我都觉得写短篇只是练习，等有时间了再写长篇小说。后来我发现，短篇是我唯一能做的，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短篇里试图容纳更多东西，这是一种弥补。
Q：
编辑您的故事时，我常会试图删掉某些看似完全无关的内容，但读到结尾时才会发现这些段落的重要性。您的故事读起来像是一气呵成，但我想，您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揭示情节的时机与方式。
门罗：
我经常对故事“瞎折腾”，把内容放到这里，或者那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调整——我会突然想到，“哦，这完全不对。”
Q：
您觉得写作困难吗？随着时间推移，是否变得更容易了？
门罗：
写作对我而言，既困难又不困难。第一稿总是写得酣畅淋漓，而之后的修改就变成了折磨，重新插入、调整等等。
Q：
过去十年里，您几次说过要停止写作，但很快又有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的案头。当您尝试停笔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门罗：
我确实停下来过——出于某种奇怪的念头，觉得这样会“更正常”，能轻松一些。然后，某个冒头的想法又会推动我动笔。这次，我觉得是真的结束了。我已经81岁了，常常忘记名字或词语——这种平凡的老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