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本书是三个月前寄给我的赠书，当时翻了几页有点不适就放下了，这几天感冒了就一直带着这本书、丢下手机去公园晒太阳，但真正看完是在昨天下午。我之前给同一系列“我身在历史何处”中的《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打了五星，但这本不幸沦为“年度最差”了：作者身为1971年出生在美国的美籍韩裔混血儿，在青春期受到当时白人社会的歧视，大概是真的，也很不幸，但她把这种所谓原生家庭的经历的根源，追溯到韩国上至被日本殖民的慰安妇下至1990年代的驻韩美军的“洋公主”，就明显夸张失真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自称是一本“回忆录”，却充满了想当然的“想象”：
31页：“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年轻的妇女和女孩被带去日本，充当帝国军队的性奴”——对世界史几乎是白痴的美国普通读者对这种刻板印象很受用，但没有任何定语限制，等于默认当时去日本的韩国女性都是性奴，但实际上不少人是与家人一起去日本，找到一些苦力活、做点小生意，与性无关；
35页：1953年的韩战停战协定规定“分裂的国家将在六个月内统一”，但是并没有这样的条款，纯属作者无中生有；
38页：母亲提及她姐姐有两个男孩，“没有人知道姐姐死后，那个男人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于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他们被抛弃了，后来被人收养，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叫安德鲁、克里斯托弗之类的名字，或者也可能在法国，那就叫安德烈和克里斯托夫”，因为“我想到成长过程中认识的几个被领养的孩子”就是如此……
43页：朴正熙掌权后，“苦难将成为衡量优秀公民的标准”，这是作者自己杜撰的标准；
47页：她母亲讲述有一天回家途中被一个男人喊“嘿，韩国小姐！你以为你要去哪里？”，故事到此结束，“但在我脑海中……也许那个男人朝她的头发吐了口水，或者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推倒在地。或许他强奸了她……或许是这次强奸造成了她在怀上我之前的那次怀孕……”而“我在对作为美国军事人员性伴侣的韩国女性做研究时看到的暴力事件激发了我的这些想象”——看见没有，全是想象，见到其他女性遭受性暴力就想象自己的母亲被强奸，这脑洞比足球还大吧？
111页：母亲曾抱怨，她从前经常服用的避孕药不管用……“我不禁想知道，她是不是曾被迫放弃过另外一个孩子”，身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终身副教授的作者又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165-166页，2018年，华盛顿州奇黑利斯绿山学校性虐待事件曝光，由于作者的母亲曾在该校工作过，“我试着想象她在这种环境中的样子，想知道她目暗了怎样恐怖的场景，她可能遭遇了什么，她有可能被邀请去做什么卑鄙勾当。我想象着，这种创伤与她在美军军营的过去，与我们家族被日本殖民和当作军队性奴的模糊历史，产生过怎样的交互影响”——想象，想象，如果失去这类“想象”，（作者）的人类学论文将会怎样？
202页：作者说要去和朋友一起去一家夜总会跳舞，她母亲只说“要小心里面发生的事情”，她自己那天晚上时睡时醒，“每次醒来，母亲作为妓女的形象就会闯入脑海”，“我试着想象那样的交易——用性爱换取金钱，母亲待在夜总会的里屋，想象她虽然感到羞愧和害怕……”后面还有一百多字，我不想再引述这种没有证据的“想象”了；
206-208页，1994年1月7日是作者23岁生日，她自称，原本计划跟一个断断续续的爱幕对象一起吃饭庆祝，那是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真正约会，当他进屋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待在家里，订一份比萨，那样就不用冒雪出门了”之后，她大哭起来：“不只是因为比萨，还因为我母亲。我发现她以前是妓女”。对象走了，作者转而引述2009年1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的韩国性工作者为美军提供性交易几十年后起诉韩国政府的新闻，最后又开始了自己的“想象”——“读到《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吟唱声。1月7日1月7日1月7日……我之前一直以为她念叨的是我的生日，这时我开始怀疑，这个日期是否代表着她对未来的想象，她在表达自己对那些原告的支援”——问题是，根据作者的叙述，她母亲已经在2007年去世（中文版第31页说她生于1941年，中文版序言说她66岁时去世；但韩文版序言又称，2023年母亲已经去世15年，即死于2008年，可能是使用韩国人的虚岁计算的），但不管是死于2007年还是2008年，她的母亲都不可能看到2009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又如何“想象未来”呢？更不用说支援原告了，这又纯属作者把自己的想象“想象”到母亲头上。
至于作者在书中一面倒地严厉批判美帝国主义在冷战屠杀了700万无辜者、1945年8月以后“美国将继续杀害朝鲜人，以使他们不被自己的同胞所害”，而美国的第一个“冷战剧场”韩战的“死者、伤者、丧母或丧父者、无家可归者、边境关闭时被永久拆散的家庭——这些类别中每一类人口的数量都有数百万”，这些充满偏激的情绪、信口开河的数字，令人十分无语，尽管它们在以批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政治正确的美国学术界、在进步派把持的韩国教育界，以及我们这里，都“正确无比”了。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还说，一些教师对我的研究所呈现的私人化和“过于情绪化”的特质表示怀疑或不屑，但我拒绝服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客观”标准；2005年前后，我写第一本书时，某位家人向我保证，如果以后他们的孩子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亲的真相，他们就会四处宣扬我“是病态，是骗子，是神经病”——问题是，这是一本“回忆录”，按理应该是“非虚构的”，却充斥着作者对母亲身份与经历的各种“想象”与梦呓般的漫长独白，唯一的“证据”来自嫂子转述哥哥的一句话：“格蕾丝，你母亲以前是妓女”（第199页）。可见，无论是同事还是亲戚，对作者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于是，她选择了断亲，自认为这是告别可怕的原生家庭的最好方法。其实，亲戚对她的不满，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将家丑外扬”，而是她的偏执。她后来说，那些韩国亲戚又继续否认这本书所依据的最基本、最容易核实的事实：“我母亲在韩国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可是，读者除了她嫂子的那句话外，在书中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如果作者丰富的想象也算“最容易核实的事实”的话。
我明白，作者作为亚裔美国人，在37岁就拿到了美国大学的终身职副教授，这让她有底气与韩国亲戚们断亲，毕竟母亲已去世双方隔着太平洋，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这本充满了作者想象的“情绪价值”的书，也让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对作者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的可信度，对她获得201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图书奖的那本“学术书”，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一切，又有多少是拜美国政治正确环境下，对亚裔非白人女性的“照顾”所赐呢？
最后，当我看到夹在封面腰封上的本书获奖名单，除了当选几家媒体最佳图书奖及入围《科克斯》、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图书”外，排在最前面的是“亚太裔美国人文学奖”，哦，“文学奖”，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