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雄性游隼从低矮的山楂树林边掠过，惊起了数百只喋喋不休的田鸫；它旋即俯冲直下，气势汹汹地冲向一群正在麦茬地里觅食的椋鸟。约翰·亚历克·贝克（J.A.贝克）第一次遇到游隼，就疯狂地迷上了那种生命迸发出的霎时热情。一个人，追逐一只鸟，忽然就过了十年。
在欧美自然文学的传统里，鸟是一种备受青睐的形象。自然文学的写作者总是对这种生灵格外痴迷：约翰·巴勒斯幼时曾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只“淡蓝色的、羽翼上带着白点的会唱歌的小鸟”，从此步入鸟类的殿堂，被誉为“鸟之王国的约翰”（《约翰·巴勒斯的生平及其作品》）。他们会细致地追溯每一种鸟的来历，告诉读者白头翁如何从欧洲坐飞机来到美国，因为一位纽约富商想要引进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到的所有鸟类（安妮·迪拉德《汀克溪的朝圣者》）。
他们从不吝惜任何精致的词藻，去描写每一只鸟的形态：“樫鸟来了，在距离一英里的地方开始小心起来，轻无声息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越来越近，沿途捡起了些松鼠掉下来的玉米粒……可是玉米粒太大，卡在喉头，差点窒息，只得费尽力气把它吐出来，用它们的尖喙啄个不停。”（梭罗《瓦尔登湖》）以及描写每一只鸟的精神：“一只苍鹭独立于湖畔，神态安详。风攀上了她的后背，掀起几缕羽毛，但她纹丝不动……或许，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站姿，一种家族门第的遗产。”（特丽·威廉斯《心灵的慰藉》）
没有鸟的自然文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自然文学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不同于主张淡化情节冲突、刻画真实生活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naturalism literature），美国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是基于一种超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可以超越感觉和理性，寻找到自己的灵魂，从而直接认识真理。
尽管从名称上看是一种写作形式（writing），自然文学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学流派，因为它已经有了完整了体系、严格的文学传统和写作特色，以及一大批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W.爱默生）的《论自然》为美国自然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亨利·大卫·梭罗（H.D.梭罗）的《瓦尔登湖》则在写作范式和思想深度上树立了一个标杆。
过去的文学通常是围绕着人来展开，讲述英雄、爱情、战争这样的“母题”；自然文学的写作对象却是山川、平原、森林和天空，关注人与自然沟通中的纽带。R.W.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到：“从哲学意义上考虑，宇宙是由自然和心灵构成。”自然文学的写作者就是在追求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宇宙，他们千方百计地逃离现代社会的喧嚣和嘈杂，在每一株花草、每一片羽毛中寻找自己的真正皈依。
爱默生在另外一部著作《美国学者》中提出“研习大自然”的宣言，在美国知识界也掀起了一阵狂潮，其地位不亚于苏格拉底的那句“认识你自己”。“研习大自然”的宣言彻底改变了写作者们感受自然的方式，不再依赖于眼睛、耳朵和身体，而必须在心灵中进行：作家与自然进行情感的交流，用发自内心的亲情和友谊来书写。
随着自然文学写作方式的日臻成熟，“自然”一词的含义也不断拓宽。它最初指的是与人类文化相对立、没有人类踏足的荒野，现在已经可以用来指代无所不包的宇宙整体（也包括人类在内）。而写作者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变化，他们可能是朝圣者与栖居者，也可能是伙伴或卫士——这意味着自然文学的主题也在不断变化。
自然文学的体裁一般是散文或日记，按今天的分类应该为“非虚构（nonfiction）”。自然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真实，约翰·巴勒斯有句名言：“一只被打死并被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再是一只鸟了。”而J.A.贝克之所以执着地寻找游隼，就是为了不同于图片的“真实、热血”。
这种真实的语言十分质朴和优美。“他迎风飞起，螺旋上升，优雅而悠闲地随风漂浮一千英尺，轻盈地掠过云层，转着小而缓慢的圆圈，就像一颗风中飘摇的悬铃木种子。”（《游隼》）如果不是把对自然的感受融入到内心深处，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然文学的作者很少有高产的。J.A.贝克一生都没有走出埃塞克斯，他的作品也不过两部。
程虹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译介自然文学的学者，也是最著名的一位。她出版过两本关于自然文学的专著，一本是《寻归荒野》，一本是《宁静无价》。这两本书在内容上重合度较高，但这两个词对于理解自然文学和理解《游隼》一书十分有帮助。
自然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渗透着强烈的荒野意识。当欧洲的殖民者最早达到后来被称为“美国”的这片土地时，已经在事实上抛弃了欧洲的古老历史和灿烂文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荒野”——这就是自然文学诞生于美国的原因。今天的人们哪怕再怎么习惯现代社会的节奏，也会把荒野视作自己的根基，日复一日地“朝圣”和寻求心灵的净化，把荒野当成情感的寄托。每个人的魂魄里都涌动着对荒野的激情，自然文学的写作者不过时将这种激情表达出来。
“寻归荒野”不同于“寻找荒野”，这种微小的差别蕴含着十分重要的信息：人类本就是从荒野出发，无论是原始非洲的丛林，还是早期美洲的旷野。可是当人类走出荒野之后，战争、疾病、工业化和现代化蒙昧了人类的感知，也消退了对荒野的激情——这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感情，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宗教意义的朝圣之上。
因此，当J.A.贝克开始追逐那只游隼的时候，我感到振奋不已：就像人类最早发现火一样，现在又找回了对荒野的热情。寻归荒野也是贝克的动机所在，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一直渴望成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到最外面去，站到所有事物的边缘，让我这人类的污秽在空虚与寂静中被洗去，像一只狐狸在超尘灵性的水中洗去自己的臭味；让我们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回到这小镇。游荡赐予我奔涌的光芒，随着抵达消逝。”这就是他的荒野意识，也是他寻归荒野的目的和路径。
“宁静”一词对应的英文是“tranquility”，指的是从烦躁不安的状态中解脱。就自然文学这种文体而言，“宁静”有两种维度的含义，一是感受自然时心绪的和平安宁，能够并且愿意真诚地与自然对话；二是写作时的平静克制，既能够把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完整表达出来，又不会因为太热爱而表达过度。
第一种宁静是人类抵抗现代生活的方式，人们除了忍受大城市的烟尘和噪音之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宁静就是这样一种“无形之物”，它使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不会离心灵太远，这样我们的心灵就不会离“哲学上的宇宙”太远。
J.A.贝克很有可能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他后来死于缓解关节疼痛的药物所引发的癌症）。他的身体状况很清晰地反映在笔下，“内陆被雾气笼罩，死气沉沉”。可是如果游隼出现，他就完全把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眼中所见就成了“炽热的太阳，清凉的微风，北海平静而闪耀”。只要游隼从他前面飞过，腾跃、俯冲，他就立即焕发生机。在追逐游隼的过程中，他真的变成了游隼。
《游隼》一书的译者李斯本称贝克是一个“寂静主义者”。然而虽然寂静，但并不孤独。
自然文学的文本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往往使用第一人称“我”，讲述自己行走于湖泊、森林之间的见闻和感受，《瓦尔登湖》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苏珊·库珀在《乡村时光》里常常使用复述的“我们”，但并非是指某个人类，而是特意将自己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每一个自然文学的作者都看上去十分孤独。
《游隼》在这一点上也有鲜明的自然文学的特征。J.A.贝克一个人行走在埃塞克斯的平原上，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类。但没有同类不等于没有伙伴，两只游隼陪着他度过了整整十年。在书中，贝克会用拟人化的代词“他”指代游隼，对于麦鸡、寒鸦这样的鸟类，则会使用指物的“它”或“它们”。这是很明显的情感上的偏爱，只因为游隼能够赋予他独一无二的热情。
游隼并不是一种容易亲近的动物，如果你想要接近他，必须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必须要有深切的热爱、又必须能够掩饰双眸中的欲望。这听上去有些荒诞，如果你想与一只孤独的鸟产生心灵感应，就必须设法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沉默寡言、离群索居。贝克却意识到，这是一种真正的解脱，“从熟悉的道路，从遮蔽万物的桎梏中，解脱”。
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这就是自然文学的主旨。一个先决条件是，这个人必须真正的孤独。因此，孤独并不是一种境遇，而是一种渴望、一种需要。无论是康科德的亨利·大卫·梭罗，还是埃塞克斯的约翰·亚历克·贝克，都是在主动地寻找这样一种孤独的状态。贝克需要这样孤独，从而使自己远离人类，真正地成为一只鹰，真正地走进自己的内心。
这应该就是自然文学给予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的最大启发。我们今天读自然文学，不是要效仿梭罗成为一名隐士，而是要学会和我们所在的宇宙相处。人类应当积极地在宇宙中找到孤独的状态，在真正的孤独中审视自己的内心，不断反思和自省。当人们从这种状态中解脱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