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八月那田野调查长途跋涉的疲惫在收到巫鸿先生的新作《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后消解了大半，重新坐在书桌前阅读，有种历久弥新的，返璞归真的感受。
在铺陈开书评前，我诚实承认，书评必然受限于个人背景和立场，故请本书评的读者见谅。
一、结构
1）概述：
这部分陈述了作者的叙述基础（关注“作品”而非“画家”）、基本立场（非朝代史或进化观的）、研究路径（简单理解为，艺术风格史和社会史之间的互动）、所用材料（两类相对可靠的，其中之一为考古证据），以及此期绘画的主要特点（多元互动、独立作品、画科系统、机构制度、宫廷风格、文人影响、传承可征）。然而，具体作者将如何展开，十足地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2）10世纪的绘画：
“10世纪绘画”这个概念/叙事框架试图寻找“五代十国”这个概念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关联。这部分一关注此期绘画媒材和图式的扩充（挂轴的萌生+手卷画的再创造），二关注山水、人物、花鸟、宗教画等画科的重要发展，三关注传世绘画和出土画作的互动。这部分我很喜欢的一节，通过将出土画作和传世画作对比，通过纳入无名画作，对10世纪这一“山水画史中的转折点”进行了再审视。
3）北宋和南宋的宫廷和文人绘画：
聚焦宫廷和文人绘画的互动，并延扩至受其影响的墓葬艺术等其它艺术形式，将绘画风格和主题的细微变动娓娓道来，阐明了这些细微变动如何最终酿成了“巨变”，不时使人产生跌足的冲动。这部分内容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政治和社会因素对绘画风格和主题的影响（私以为即艺术风格史和艺术社会史的结合）。其中也有述及金代绘画的发展，南宋和日本的交流等等。
4）11-13世纪的宗教和墓葬壁画：
这部分是我最关注的，其叙事逻辑以时间线索为主、以主题线索为辅，穿插有对墓室的空间结构、流行母题、创新与复古图式等方面的介绍。除却壁画外，作者还指出，这时期可移动和可携性作品增多的现象值得更多关注。
5）结语。
二、贡献
此书属于通史论著而非个案研究。因此我的疑问首先是，这本书是否完成了通史的责任？一般读者阅读通史，无非希望得到以下方面的知识和启发：
1）结构性的总体认知；
2）史料（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
3）研究方法和视角。
前两点为基本责任，后者则属于惊喜范畴。
其中，1）并不难完成，只要有相对自洽的逻辑和主线。作者在“总论”中就指出，本书目的在理解这一时代绘画的面貌和趋向，并陈述了本书历史叙述的基础和基本的态度立场。
对本书而言，2）也不在话下。尽管这个时期的相关学位论文数量不少，但我其实一直在寻找对这个时期墓葬艺术的提纲挈领的研究。本书旁征博引的这一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寻找材料未果的遗憾，特别是就墓葬艺术而言。难为可贵的是，作者用相对连贯的社会线索，串联起来了传世的画作和画论等书籍，以及出土文献之间轮转借鉴、继承互动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作者的建构，但这种弥合和想象后的连贯，却对增强读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十分重要。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这段历史的叙述是否可以采取与作者不同的角度和线索？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本书对后续研究的启发。个人认为这是本书最大的成就所在。首先作者的研究路径无疑受到北美上世纪人文社科普遍转向的影响，出于“多元和互动”的关切，该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艺术史研究的路径和视角。不过遗憾的是，为了保证通史的“通而不专”，很多具有潜力的线索都未及展开，而任何一个角度都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书又提供了将读者从通史吸引到相对应的专史的可能性。简单归纳下，我认为有所启发的视角，除却以上“一、1）”中的几个，具体说来包括但不限于：
1）媒材的变动史，媒材与构图的关系（媒材变动的影响），新媒材出现的社会文化动因；
2）艺术作品（艺术家）在不同地域之间或显或隐的互动；每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与风格变动史；
3）不同绘画类型之间的互动：如宫廷、文人、通俗绘画之间；
4）通过不同媒材之间的互动，认识某种图式的发展：如山水图式的发展？
实际上，统而言之就是关注“关系”，如作者所言，“媒材与图像的辩证关系引出本书的一个更基本的观点，即所有的历史现象都是在相互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互动（见367页）”。而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勾连起这种关系，就是风格、构图、母题等艺术史的“自有物”。似乎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这本书不断地穿梭于艺术社会史和艺术风格史之间，穿梭于图像本身和艺术媒材之间，以广博的视野为我们勾勒了一张当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简图。虽然这种在如此丰富的线索之间转换的叙事方式，也导致本书整体的论述略显分散。
最后，建筑史学家赖德霖认为，学术著作应致力于使论述可读，使读者乐读，促读者思考，并曾以巫鸿先生的文字为例。在读此书的过程中，也可以剖析巫鸿先生的这种写作章法。不仅包括清晰而严谨的结构，还包括适当的钩子（hook）、总结，以及在澄清误解的转折之前对现行普遍理解的共情。第二，作者的分析能力也经常让人咂舌，例如他提到，挂轴出现可能融合了三种绘画媒介的因素：联屏和画幛的竖长形构图，画幛和帧画的悬挂展示方式，手卷画的装裱和装潢技术（见第11页）。这些视角其实在分析其它问题时同样有效。最后，作者的辞藻也从来不让人有微辞，在此仅举一例，在述及几幅（传为）董源的山水画时，他这样写道：“……一个重要发明，即利用手卷这一传统绘画媒材，创造出山水艺术中时间和空间结合的一种新方式。随着横卷的展开，山水图像持续流动，如同电影镜头扫视广袤的平远山水，处于无穷无尽的推拉转换之中。这一构图和观看模式与上文讨论的《江行初雪图》有共同之处，进一步说明它可能出现于10世纪的南唐。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董源的笔墨风格，实际上是这一新创新图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用笔不强调清晰的轮廓，而是用淡墨布置出圆浑的峰峦，然后反复以浓淡干湿的笔墨造成厚重润泽、苍莽华滋的感觉。不断重复的披麻皴和雨点皴与平缓绵长的构图配合，加强了丘峦起伏的韵律；浓淡相间的墨色今儿造就出晴岚变换和潮湿温润的氛围……”（见第82页）
三、感慨
给我触动或者让我思考较大的有很多地方，由于字数限制，因此以下仅就“11-13世纪的宗教和墓葬壁画”一章展开。
A)作者指出，这时期可移动和可携性的作品的兴起并没有导致传统壁画的衰落，这是因为，仪式活动仍然在这些空间中举行。使我心有戚戚的是，如今诸多艺术的凋落的根本原因，如何不是其“用”的消失。其本质是，“终极价值”在公共生活消隐，要么进入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要么返回私人领域（见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因此，在诸神之争的当下，公共生活中的人们注定是乌合之众。于是，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因为终极价值的消隐，多以柔弱见长而难见雄浑之风；更糟糕的是，曾经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光阴的冲刷下逐渐老化褪色。艺术的宿命似乎就是，在试图力挽狂澜中，却最终沦没于时代巨轮翻动起的浪花中。
B)在宋代，地下墓葬美术和地上绘画，都呈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摹写，这当然意味着墓葬美术的进一步世俗化，这种对日常性的关注够玩味十足。
C)墓葬壁画和卷轴画的互动，似乎在金代最为明显，呈现在母题和风格技法等方面。
四、问题
在看到目录时，浮现的问题首先是：作者既然希望反思朝代史的叙事，为何行文框架仍然分了北宋和南宋？个人认为，作者并不是反对朝代史的叙事模式，而是希望看到被这种叙事模式所遮蔽的图景，因此仍然采用了这个框架以符合读者的习惯和学术对话的原则。略感遗憾的是，行文进入南宋后，最开始探讨的是南宋之初的政治项目，以及后来皇室和院画家的三种实践（对儒家经典进行图像转译，探索新的山水和花鸟画风格，由皇室成员和院画家合作创作书画作品，见229页），而并未过多讨论南宋初年和北宋末年风格的延续性问题。第二处遗憾是，对大理、辽、金、西夏等朝传世绘画的用墨较少，可能是其存物稀少之故。第三处遗憾是，由于习惯性地关注附录中的图录和bibliography，然而并未找到它们，略略难过。
其它问题则是艺术史著作经常会受到的质疑，比如受限于史料的推理和建构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遗存的史料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些问题或许永远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伴随后续的考古发现而慢慢完善。
总之，这本书收录了丰富且新的一手材料、二手文献，涉及目前较新的一些欧美艺术史界的研究动向和视野，为相关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和启发，如想进一步了解该书未及展开的一些有趣话题（如重屏、空间的敦煌、女性空间等等），可以翻看作者的其它书籍。初学者在阅读这套书时，或许可以配合食用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艺术史研究从关注图像内在，转向关注其外部动力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彼得·伯克的影响，但是与之不同，该书试图并较成功地实现了在艺术社会史和风格史之间的斡旋，而并未重此轻彼。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作者试图重新发现和关联历史图像碎片之间的“关系”，这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艺术史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这使我联想到建筑界西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的相似洞见：“在艺术上，时代是按风格而区分的，而风格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变成固定的并确定下来。风格史的研究，系19世纪历史家的特殊工作，是他们做得最有技巧的一件工作。但是，各时代间的联系与关系——构成事实（constituent facts）——较如风格一类的自封体（self-enclosed entity），可能对我们更为重要。”（见《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这本21世纪的艺术史著作，通过探照风格所在的社会原境，最终将光束投射于中国艺术史中的风格这个或许原本接近“自封体”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那些原本散落的，且被常常以为是独立的或是偶然的，历史艺术作品。
不过也需要注意到，这部分历史脉络的串联更多地属于个人推理和判断的范畴，也因此允许采取不同的阐述方式；这部分，限于写作篇幅和论述的连贯性，也仅呈现了作者所洞见的有限条线索，而艺术史也必然存在其它的理解角度。实际上，令一本书的作者最高兴的莫过于，其成果能够启发读者思考，并激励读者摸索艺术史发展的线索，建构自己独特的艺术史观。私以为，这本书不仅给长途跋涉之后的我，补充了足够多的智识卡路里，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我所认为的书籍的最高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