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见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却不知道苏轼为何把白云深处的庐山当作故乡；我走过杭州的苏堤，却没料到它的建造者就是这位大诗人本尊；我读过“欲把西湖比西子”，却不知曾经在杭州结识的“朝云”从此成为了苏轼的挚爱；我知道苏轼是一位大诗人，却不知道他是治国最有方的士大夫之一。打开这本书，几句诗文不再只是语言符号，苏轼仿佛活了过来，他会侃侃而谈，游览山水，吟诗谈禅，煮茶吃笋，他也会堕入红尘，孤寂无助，像我们每一个平凡人，而文章诗赋就是他的生活。
作者周文翰，曾撰写过《中国艺术收藏史》，从北宋的艺术品之中，作者对作为艺术家的苏轼及其朋友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周文翰在少年时对苏轼的印象只限于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即使被贬谪也依然言辞洒脱，而当通过史料逐渐接近这个人物时，才真正看见了他那些生命中的精彩，恐惧，无奈和叹息。可以说当作者写就这本传记的同时，也写就了自己心目中的苏东坡。
眉山少年
在视觉上，这本书呈现出宋朝官场和文化的动态画卷。苏轼既是士人，也是官员，既是文学家，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也是学问家。这一切身份的交会让苏东坡得以从历史和语文课本中走出来，成为活脱脱的一个可爱之人，人们爱他热爱美好却坦然于衰老，向往自由浪漫却不矫揉造作；爱他恐惧未知却又不屈于强权，随性率真却常常犹豫不决，还有爱他的调皮搞怪却对亲友真挚坦诚。
在本书的前几章，周文翰带读者回到苏轼在眉山的少年时代，不吝于笔墨描叙了整个家庭于苏轼性格的影响。彼时的他对政治懵懵懂懂，但记住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名字；他既有县城生活的经历，也时常到乡下与祖父生活，他与弟弟常常结伴嬉戏，爬山涉水，摘瓜弄枣，听稀奇古怪的故事，还喜欢去佛寺玩耍。父亲藏画作画，弹弄古琴，给苏轼从小埋下了艺术的种子。父亲藏书千卷，却不乐于写些理论艰深的太学体文，倾向于“平正流畅之风”。他主张从日常生活中观察，主张“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喜欢结合历史与本朝旧事和兄弟两讨论文章做法，朝政得失”。而母亲程夫人知书达理，刚健自强。从小的耳濡目染，父亲对兄弟两的学识训练和自由野趣的理想的童年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塑造了苏轼的个性，政治主张和宗教信仰。
一蓑烟雨任平生
如此生动之人，在时代的洪流下，也只能“随波逐流”，苏东坡形容自己是“团团如磨牛”，说自己如同拉着磨盘的牛，在各地当官，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一直羡慕鱼鸟可以遨游世间，只得将自己的意志，豪情和渴望寄托于纸上的方寸之地，但仕途一路却因口舌笔墨之快屡被贬谪。
书中提到当时高级官员颇有影响力的看法，持重的朝臣认为他的确不适合担任宰执，道出了苏轼为何始终无法立足于官场的原因：
苏轼文章、学问众人都佩服，但是‘德业器识，有所不足’,太皇太后、朝廷应该以王安石为戒，最多只能让苏轼担任翰林学士这类文学待从，‘讨论古今，润色帝业’，不能让他担任宰相、执政。苏轼的性格热情好动，言谈诙谐，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有时还会提出一些轻率的建议。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廷的志趣阴晴不定，如同一张晴雨表，让士人们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才情横溢成就了苏东坡的名声，也同样令他惹祸上身。如孤星之旅，苏轼成年后的一生，不是在去往失官落职的路上，就是身在被贬之地。汴州，杭州，密州，徐州，黄州，颍州，惠州……，往往是刚结识了新友，安定了居所，融入了当地民生，就又被朝廷再次任命派遣他地，如江海中的一叶孤舟风雨飘摇。在年过花甲之时，身在惠州的苏轼，习惯了当地的气候，迁入新居，正开始享受惠州带给他的某种将醒未醒朦胧诗意，几日之后却收到消息自己接连被贬谪儋州，当时为了修建住所花费了不少钱财，卖出去也无法收回成本。
而儋州，这个距离惠州两千多里的荒僻之地，在大陆之人看来，多半难以生还。不过好在，对于一心向往官场的人来说或许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而对于向往生活丰富体验，且彼时已然坦然接受贫困的苏轼来讲或许更重要的是当地生活带给他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更多思考和认识。苏轼甚至觉得，儋州的风光和民俗堪称“奇绝”，来这一趟是值得的。这也是读者从文本里感受到的苏轼其人，仿佛穿越千年，近在咫尺。
东坡居士一蓑烟雨任平生，却并不逃遁，如同他青年时最爱的白居易《中隐》里所写的幽默和豁达。直至风烛残年，陶渊明超越了白居易，成为了苏轼彼时最常对话的古人。白居易近佛，陶渊明近道，在苏东坡的晚年，也正是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宋哲宗赵煦即位开始报复旧党臣子的时候，苏轼决心回到修道养生的路途上来。屡次贬谪和亲人故去，让苏东坡对以前的“许国报军”，对君臣伦理道德，政治权威这些强制让人们服从的理念都产生了怀疑。人生的最后十年，经过了庄子，禅思的洗礼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苏轼开始以自在本真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在大段大段的日常描写中，细微之处都能看见苏轼心态的这种转变，呼应了曾经的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笑泯恩仇
苏轼与王安石，两大名士的相遇是这本传记中最出彩的笔墨之一。当苏轼刚入在京城展露头脚时，王安石已经是朝廷的重臣，京城士人的风气都受他影响，但二人性情上，思想上的南辕北辙成为了苏轼仕途艰辛的最大原因。王安石笃信“大理论”，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哲学政治观念，并认为须一以贯之。而当时的三苏（父子三人）认为，每个人各有所长，须相互配合才能成业，他们并不相信存在某种无所不包的单一观念。苏轼在政治上的作为，也正这样实践的，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来分析利弊取舍。王安石自视清高，为人苛刻，而苏轼性格率真，感情外露，喜欢不按程式别具一格。两人政治理念不同，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朝廷分裂成了新旧两党，党派之争便从此成为了苏轼人生故事无法被忽略的背景。而令人唏嘘的是，朝野如山野，明枪暗箭，弱肉强食，王安石也落马了，从此隐归。
多年以后，苏轼在金陵拜会王安石。彼时一个日暮残念，一个前途未卜，两位名士在那里一笑泯恩仇。交往随性了很多，才让王安石渐渐才对苏轼加深了了解，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作者在此写二人重逢，用六页的篇幅，写二人如何谈诗，论禅，评说文史掌故。看到临别时他们互赠手迹，写诗赠予以当留念和尊敬，读者也会对世事无常与人与人之间的奇妙感情唏嘘不已。苏轼感叹，如果早十年与王安石作伴，相比会有很多快乐。其三云：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徽宗登基，天下大赦。这个消息对于苏东坡和读者是个好消息。苏轼对于回到大陆，能与子孙团聚尤为兴奋，而读者会嗅到这也许或必然是另一个坏消息的开始，不过苏轼已然对自己“不系之舟”的处境放下了忧虑。果然，在旅途奔波和年老体衰之下，苏轼告别了世界。命在旦夕之间，他写下了一首《答径山琳长老》一诗，以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言辞陈述对死亡的思考。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苏轼从小对佛理有好感，在苏轼的诗词文章里，常常引用诸经和著名禅师的语录。虽然他非专研佛教的学者，但佛理时常为苏轼疏解了心里的苦闷，打开他的思维。这也是作者常常在苏轼遇到精神困境时，着重笔墨来写彼时苏轼在参悟佛理，与僧人谈论佛理的原因。而不难发现，苏轼对于养生术和炼丹的几近道家修炼的迷恋也常出现在他官场失意之后，但更多的是出于对于肉体永存的迷恋。佛道的意识形态的并存并没有让他左右两难，就像他做学问和解决民生问题一般，他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苏轼那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可以指导一切的大理论。正如他后来所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
在临终之际，苏轼还是回到了佛理之中，佛理最后彻底拯救了他。读者在此刻，也许会回想起儒释道思想的此起彼伏如何影响了苏东坡的一生和他同时代里涌现出的其他精神领袖，譬如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整个北宋王朝。
最后一章的“身后事”除了介绍了苏轼去世后，皇室如何打压他的声望，北宋王朝又是如何走向。还以学术严谨的方式梳理了苏轼留下的文化精神遗产与讨论，还有其为何能成为至今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偶像。东坡居士成为了“文化景点” 乃至在到美食圈也被津津乐道，还有民间故事里的主角。更有趣的是，就在他去世不久后，世间便流传了他曾是高僧的传说。在日本，苏东坡成为最受崇敬的中国文人之一，还有很多人以苏轼为作画的题材，有的更在屏风绘上《赤壁赋》，也有人曾举办赤壁会，传承先贤的古风。
不同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周文翰的《苏东坡传》并没有把苏轼当作超然物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是将其放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更加真实客观地审视。而在写法上，对苏轼一生中的各种节点以及文学性方面，作者很节制，并没有洋洋洒洒于表达自己主观感受和情绪，使之发展为“评传”，而是更加倾向于让传主自己说话，写那些苏轼看见的景象，听过的消息。于此同时，作者严谨于各种考证，包括他出行距离所到之处的地理考证。如果说文学性在哪，那些出现在书里的诗句，读者便可以凭借各自的经历，知识和想象，勾连起苏轼的生命历程中无数感动的瞬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