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姆，除了《刀锋》和《月亮与六便士》我几乎一无所知。对一个了解不深的作者妄加评论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好在这次我仅想针对作品本身罗嗦几句。《刀锋》让我不得不喜欢毛姆，尽管他一边在作品中高谈得救之道，一边与到处搜罗来的漂亮小男孩过着糜烂的生活。他被当作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实在很有道理。尽管“现实主义”的帽子一向不是我喜欢的，毛姆却在这顶大帽子底下游刃有余，一个简单的故事，两三个人物形象，并无宏大叙事的意图，反而小心翼翼地极尽收敛之能事，好像柔软的意大利冰淇淋——满满的三大勺，塞在一寸见方的小盒子里。绝不像有人评论的那样过于狭窄，虽然看起来果真似乎只是一片刀刃上的一只蚂蚁，却折射出全部时代里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毛姆本人虽则身处两次大战时代，《刀锋》讲述的也是那个时代的故事，但无论是伊莎贝尔还是拉里，在他们身上闪耀的都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投下阴影的，也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黑暗。让他们失落其中的，当然不只是那个时代的迷惘，使他们或被困或解脱的，也不是那个时代的道路。
与许多追问型的作品相同——或者不妨说，经典之作都是追问型的——《刀锋》（其实《月亮与六便士》也一样，只不过我觉得《刀锋》表现的更尽致）是直指人心的底里，妄图以叙事剖开人的灵与魂，虽然作者无意评价也无意解说，但这种剖析和追问本身已经有相当大的力量。《刀锋》提供了一种解答，按照毛姆在文中的说法，这种解答并不是他想宣传或肯定的，他无意于把一个答案推广出去，一切仅仅是讲述。的确，尽管毛姆为拉里的哲学击节，但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与所有讲故事的人一样，他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此。相比较而言，另一位我很喜欢的作家黑塞，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的表现就夸张许多，他不仅把全付身心都交付这个作品，而且丝毫不以为意地歌颂着自己寻找到的精神之乡，乃是独一无二的。毛姆在《刀锋》中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原因恐怕很简单，他表现的这种淡然和距离感与书中拉里的微笑如出一辙，他想以这种态度来表达他对拉里哲学的肯定，一旦他开始鼓吹、煽情或说教，他的所作所为马上就距离他所为之倾倒的得救之道十万八千里。
如果今天我是来评价《刀锋》的哲学思想，我只能说我无法苟同。拉里的精神固然可贵，他被死亡所撞击的灵魂更是可宝贝的，然而他所选择的道路也不过如此。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态度，似乎不在乎是否拥有多少财产和年薪，拉里却始终不能坦然。一年三千块钱对于他而言显然是世俗的束缚，所以他必须放弃。这看上去就像老和尚可以抱美女过河，小和尚就不行，因为老和尚过了河就放下了，小和尚始终念念不忘。在拉里的人生中，让他念念不忘的不仅是这三千块钱，还有他青春期时的一点点燃烧的小火花，使得他后来不顾一切地表现出救世主的态度，想要救赎一位陷入迷途、作践自己的姑娘。如果说毛姆是现实主义的，那么也许就表现在这里——姑娘不堪被救赎的苦，宁可放任自己沦陷在万恶的世界中，跑了。
拉里妄图拯救他人的行动遭到了一次重大失败，事实上，恐怕他这次行动本身也说明了他所皈依的哲学存在某种悖论。毛姆是聪明的，他很会讲故事，他知道拉里必须失败。事实上，他在故事的开始说了，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尽管在结尾的时候他又说，没想到还是写了一个成功的故事。我想这两个成功并不是一个意义。在追问的意义上，拉里是这本书所有人物中最大的成功者。伊莎贝尔也在追问，但始终不敢为她的追问冒任何风险；艾略特也是叩门者，但他更乐于满足。作者本身如果不是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也许会取代拉里的位置，但起码在《刀锋》里，毛姆放弃了这么做。的确，很少有人能像拉里一样，带着他巨大的问号走过青春期步入更年期，从美国经过欧洲去到印度再回到美国，问号始终是问号。伊莎贝尔和她的丈夫都是最普通的小人儿，过着最美好的尘世生活，在其中起伏跌宕，也精彩纷呈。相比而言，我觉得艾略特比他们更出彩，为他做临终弥撒的主教这么说：“他的缺点只是些浮面的；他心地非常宽厚，而且对同类是仁慈的”。费力周旋于上流社会各色人物之间，一个转身一个让步都是艾略特人生智慧的终极体现，他也许不像拉里那样终日思考和阅读，但沉浸在生活本身当中并不比沉浸在生活的镜子里更可耻。
拉里只是在追问的持久度和宽广度上胜出。但他所选择的道路，他的方式，未必算的上成功。或者说，在终极追问的层面上，每个人所选择的道路之间根本毫无比较的可能性。不必推崇谁的选择，也不必分个高下，毛姆的态度恰到好处。《月亮与六便士》中他的评价和参与度太高，《刀锋》中真正火候正好，从没有一句多嘴，虽然可以看出他对拉里的偏爱，但无论是对拉里还是对艾略特，抬高和贬低的话都是一半对一半。也因为如此，有时候觉得《刀锋》里所有的人物都是可爱的，这也是毛姆的成功之处。人本身总是如此，太戏剧化的善恶形象只是偏见所致，会讲故事的人总是把更多的余地留给听故事的人。
更广阔的天地在听故事的人中间。不能引发读者二次创作的故事不是好故事。拉里，伊莎贝尔，艾略特，其实你和我的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如果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拉里，也许中午是艾略特，晚上会是伊莎贝尔；走在复旦里的时候是拉里没错，但遇到老师恐怕会变身成艾略特，转身迈入商店难免又变成伊莎贝尔。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黑塞用了两个人物来塑造一个形象，一贯被看作是十分精彩的手法，因为无论是纳尔齐斯还是歌尔德蒙，都不能走出一个完满的圆形。在《刀锋》里我看见了同样的精神因素——人的道路，无论向左向右，无非是人的道路。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兜着大大小小的圈子，就算从美国兜到印度，从生死契阔兜到世俗婚姻兜到神秘主义，也始终充满矛盾，不能完满。
拉里的追问，和我们每天面对社会新闻头条时皱着眉头的追问并无不同。虽然他寻找解答的方式有别于常人，但我们其实都差不多，作为有限的人，难以企及无限的奥秘。在上帝看来，无论是拉里的一生，或者神州六号的升空，恐怕都像搭建巴别塔一样毫无益处。但全部的美感在于不断的绝望当中，知道自己不过如一竿芦苇，仍然坚持思考和扣问着。对神性的追求或者说回归，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必须吧。所以无论是哪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总是停不下追问的脚步。毛姆也是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