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5日，希特勒上台几乎就要一星期了。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下一句：“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里，这句话令人难以忘怀。这本书像一天又一天的大事记，时间跨度不长，就是1933年1月底到3月中旬而已。主角是一群心慌意乱的作家、艺术家，这些了不起的心灵陷入了茫然，像是炼金师开始面对元素周期表。
克劳斯是名作家托马斯·曼的长子，文学生涯正慢慢起步，感情生活纷纷扰扰。纳粹没上台时他家就不得安宁，眼看要跟魏玛共和国一并完蛋。同性恋者身份给他平添波折；家里的司机居然是个探子，幸亏不是最坏那一类。
魏玛共和国的理念先进，但大部分形如空中楼阁，政局、经济与民生都走向崩溃。各大政党都拥有武装力量，又以历经“一战”操演、见惯世间残酷的老兵为基础，好勇斗狠易如反掌。纳粹上台有民意，但颇为稀薄，靠谎言、暴力和运气稳定基本盘，再用反犹和流氓行径制造了社会稳定、经济腾飞的假象。
作家、艺术家们的生存环境一向好得多，消息更灵通，不至于面对死于非命的危险。这一点，可以对照书中附上的一条又一条血淋淋的社会新闻。
他们普遍认为希特勒将很快垮台，就像魏玛共和国的众多前任总理。很不幸，这一次他们错了。有一位宛若先知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拜访犹太裔讽刺作家瓦尔特·梅林的母亲，建议梅林赶快离开。
“应该出去多久？”
“我想说，15年。”
算算看，纳粹德国存在了12年。这个预测相当精确。即便非常乐观的人，焦虑感也会慢慢转化为绝望，被抽掉脊椎后用尽全身力量站立。纵使意志坚定或天真烂漫，也招架不住日复一日消磨。
那么，事态恶化与逃亡成为《文学之冬》里相当精彩的情节。
【这篇书评载于《南方周末》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咖啡香烟”】
1933年2月27日晚间，德国社民党举行大会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私心是为选举造势。开场几段朗诵之后，会议就被警察叫停，最近都是这样。大家离开体育馆，竟看到冲天的火光。国会大楼在燃烧。他们见证着历史，魏玛共和国的所有理想即将化为灰烬。
国会的大火为纳粹党建立独裁统治提供了天赐良机。精彩的阴谋论一直存在，但这场大火很可能是孤立事件。精神崩溃的24岁荷兰人范·德·卢贝为抗议纳粹上台而纵火。他倾向共产主义，但没有受共产党或纳粹党指使。
希特勒与心腹戈培尔一起赶到火灾现场，敏锐地发现可以利用这件事抹黑和消灭政敌。据说他面对烈焰中的国会大厦说着：“现在起不再有怜悯，阻碍我们的人都将被打倒。”纵火者很快落网，抓捕即时迅速扩大。
总统兴登堡次日签署命令，俗称《国会纵火法令》，取消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新闻自由等等多项民权，纳粹政府可以任意拘捕异己。
该法令及其带来的肆意镇压，使纳粹党操弄国会于3月23日修宪通过《授权法》。魏玛共和国覆灭，德国进入独裁的第三帝国时期。到4月，大约有2.5万人被捕。这已经超出了《文学之冬》的记述范围，而书里2月28日的小标题就指明“独裁降临”。
这一天发生了许多事情，当然影响到书里的角色们，短期发生的大规模出逃令人叹为观止。
经过若干天耽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海伦娜·魏格尔终于登上前往布拉格的火车。
维利·明岑贝格在早报看到国会纵火案，在午报看到自己的通缉令，晚上用借来的护照仓促离开德国。
克劳斯·曼度过了开心的一夜，清晨到家，午餐时与姐姐埃丽卡和名演员特蕾泽·吉泽谈论这场火灾，听说大规模逮捕已经展开。他的新剧《雅典》本应在柏林大获成功，将给他带来一次突破，但，“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正客居德国，似乎对这一天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在逮捕、恐惧和困惑中，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
3月7日，冲锋队队员冲进德累斯顿的社民党人民书店抢书，把战利品堆在大街上付之一炬。这是纳粹党第一次焚书。接下来焚书简直易如反掌，还有警方保护。两个月后，已经轮到欣喜若狂的大学生焚书了。“禁书”遍及整个德国的私人藏书、大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
19世纪的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有句话再应景不过：“他们焚毁书籍，最终也会在同样的地方烧死人民。”
在接连不断的悲剧里，本书作者乌维·维特施托克捕获了极为滑稽的笑剧。警察和纳粹合伙抄家时，一个冲锋队队员发现一本俄国作家的书，兴奋地大喊大叫。“但那个手臂上有纳粹标志的年轻女子让他搞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共产党。”
书里出现的人物实在太多，有些仅仅短暂露面，曼家两代人则贯穿全书。面对重大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反应多么不同。悲伤与愤怒有多少，投机和谄媚就有多少。世界总是在变化，美德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站队那么简单。
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争吵非常值得读。细节太多了：人的境遇会影响判断；人有自圆其说的本能；人要活下去；人需要为选择承受代价。很短一段时间里，学院内部就艺术何为、如何应对时局开展了激烈的争吵，简直像一部简明版人性百科全书。
据理力争实际上是悲壮的，因为纳粹党正在推进“一体化”进程，社会和文化要以官方版本为准，消灭多元。按照戈培尔的说法，德国人民必须“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全心全意为政府服务”。
直到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辞去职务，争吵才平息。事后看来，依附于显然堕落的学院，一些作家的确困于（在自己眼中）窘迫的生活，不得不词不达意、近乎狡辩。基于不同的角度，可以说是情非得已，也可以说是巧言令色。
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心中，学院应当是归顺政治的：放弃所有言论自由，不再与政府保持距离。他胜利了，但代价是惨痛的。“因为，学院失去了所有那些极富精神魅力的可敬作家。”
1933年5月，克劳斯·曼给贝恩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警告对方将被纳粹恩将仇报、蔑视和迫害。贝恩在报纸上公开回应，并在电台宣读了这篇文章。他歌颂纳粹崛起，那不是“政府形式的改变，而是人类诞生的新景象，也许是一个古老的构想，也许是白人种族最后的伟大构想，甚至可能是世界精神的一次最伟大的实现”。
附录的人物小传很有用，有如对命运的剧透。刚直者往往凶险度日，变色龙大体如鱼得水。因为在普鲁士艺术学院捍卫文学信念，里尔卡达·胡赫展现出当之无愧的道德力量，理应获得最大程度的尊重。
很多人再也没回德国，他们的心枯萎了。胡赫没有离开德国，熬到了第三帝国覆灭。她实在太德高望重，八十大寿时收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祝贺电报。后来，这位移居耶拿的国内流亡者得到了意外的奖赏：
“战争结束两年后，她去了柏林，为写一本德国抵抗希特勒的书搜集素材。她在法萨恩大街的旅馆走廊上遇见了一个人，他认出了她，满心欢喜地迎上来问候。那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一度从巴黎逃往美国，在好莱坞做编剧。他是较早回到德国的流亡作家，但新书并不成功，不久又搬回法国。在好莱坞，《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过得相当优渥，纳粹党滑稽地指责他是法国人、犹太人。
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的看法，1933年后留在德国的作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不错的作品。“就连保守派作家也以各种方式与政权保持距离。”极端保守派作家恩斯特·荣格尔曾在1920年代与纳粹党关系密切，深受希特勒敬仰。但他根本不喜欢第三帝国，遂隐退进“内心移民”状态。
“与选择这条道路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创作的小说不再有明显的当代背景——许多作家偏爱把背景设在中世纪——尽管这些作品有时小心翼翼地表达几句对恐怖政策或专制体制的笼统批评，但只要不直截了当地抨击纳粹政权，它们仍然可以出版、发行，并且得到评论。”
荣格尔历经沧桑，丰富程度堪比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他以102岁高龄去世，几乎见到21世纪来临。这样的作家还包括结束创作高峰的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文学之冬》较少提及这些人，补充一下也好。
埃文斯认为，大约有2000位德国艺术界的活跃人物在1933年之后移居国外，包括众多具有世界级名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戈培尔后来决定剥夺他们的德国公民权，为流亡生活造成了巨大困难。“无国籍意味着异常的艰辛，因为难以从一个国家过境到另一个国家，找工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麻烦。由于没有身份文件，官方往往不承认他们的存在。”
最后是曼家众人的结局。
战后不久，克劳斯死于药物过量，毫无疑问，他的人生与事业都毁于纳粹。
埃丽卡与诗人奥登形婚，获得了英国护照。她不屈不挠地严厉批评德国作曲家威廉·富特文格勒，认为他是纳粹同路人，这有一些片面。姐弟两人都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遭到调查。
父亲托马斯一开始不做任何政治表态，并不关心纳粹上台。2月11日他就出国去荷兰工作，后来又去瑞士度假。1936年，他与纳粹政权决裂并被剥夺国籍，其后一直在文学创作和公开演讲中抨击纳粹。1951年，他同样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不得不向美国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陈述自己的行为。次年他移居瑞士，虽然数次访德，但没有选择回国定居。
叔叔亨利希将将虎口脱险，1940年逃往美国，战后准备前往民主德国工作，不期然逝世于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克劳斯的预言成真。作为现代主义抒情诗人，贝恩在第三帝国不受欢迎，受到多次抨击。他加入国防军担任军医，自视为“贵族式的流亡”。1938年，他被帝国文学院开除，作品遭禁。不过，战后他在民主德国获得了不错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