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必须被重新发明。”
“爱情在1945年得以发明。”
在我有限的阅读生涯中，兰波和卢卡这两句箴言给了我以巨大的震撼，促使着我去理解爱情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但在讨论爱情之前，我们首先要讨论死亡。
每一个生命从降生那一刻起，就迎来漫漫的等死之旅。
虽然我们通常以隐喻，将死亡比作终点，比作挣脱和逃离，比作实现绝对自由的一种手段，但死亡终究是一个不可被承受的绝对他者，一个不可知的存在，人类根本无所谓前往或是逃离。
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在为个体和群体的死亡做准备，而爱从古至今都被视为最重要的一种承担死亡的方式。
这样一种凭借本能或理性建构起来的爱情，反映在方方面面，经典科幻著作《沙丘》中，姐妹会这一设定就是特别典型的例证。
女性之所有有了影响宇宙的能力，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可以孕育救世主，孕育文明的“捷径”（小说中，救世主的名字，词源是希伯来语里的“捷径”）。
而这一救世主将继承所有的记忆，成为超越时间的存在，成为承担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象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情都是被这样建构起来，并被赋予了许多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但这背后隐含的问题，终于迎来了许多哲学家和科幻作家的批评。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有许多关于爱情的论述，他认为爱情是一种动物本能，其本身并不高尚（哪怕是为了承担死亡），一切神圣化都是别有用心的。
爱情植根于本能和文化属性，跟占有欲密不可分。在他看来，贪婪和爱恋都出自同样的本能，区别不过是“已经拥有却不满足”和“尚未拥有仍在追求”罢了。
在这位文化批判者看来，这样的的爱情中，男女所享受的情感完全不同，也无法与对方进行分享和共感。
为了理解尼采眼中的男女之爱，我们不妨引入“上帝”这一概念。
对男性而言，女性是自己内心欲望的投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为了拥有这样的上帝，为了获得神恩，男人必须变成一个修士——禁欲、忠贞，保持高尚和纯洁，也就是克服自己的动物性。
对女性而言，需要不断满足男性的想象，屈从于男性的幻觉，以获得对方的青睐，甚至崇拜。
在尼采看来，二者的行为是反自然的，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角色扮演，男女双方身陷一种追求幻觉与满足幻觉的情感关系。
这样的爱情本质上就是一种幻觉，是一种超验想象，是一种予取予求的关系。
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包法利夫人会发狂一般地追求爱情：因为它诞生于幻觉，本就不属于此在的世界，只有狂人才能真正与之同频。
在科幻维度，关于爱情、自我、信仰的幻觉性，格雷格·伊根在《植入的公理》中有所讨论，并且通过文学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沛的感受。
当主角的妻子被人枪杀后，主角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他失去上帝的同时，将上帝彻底固化，仿佛漫漫余生都陷于丈夫的角色，成为不可弃教的修士。
为了放下这个超验存在，他需要亲手完成一次复仇。可对他而言，杀人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他为自己打上了思想钢印，强行实施这次复仇。
此时，复仇变成了一件绝对的事情，成为了生命中新的上帝，成为了另一个超验存在。
可当复仇完成，享受到不再犹疑的快感后，主角主动为自己打上一个又一个思想钢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
主角将对他者的爱，彻底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
他爱上了理想中的自己。
因此，爱情这种为了承担死亡而被建构起来的幻觉，其本质是一种对自我欲求的神圣化。
或许，我们迷恋的并非是承担欲望的某人，而是自己的欲望本身。
根据尼采的论述，女性如果要获得男性的青睐，就要扮演男性幻想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本身存在深刻的剥削。
那么，这一剥削行为在现代社会如何发生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将目光移到特德·姜讨论ChatGPT的第二篇文章上。
在特德姜看来，ChatGPT除了是互联网的模糊缩略图外，还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麦肯锡，也就是“资本的自愿刽子手”。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也就是“有钱的人”对“真正工作的人”进一步集权、行权、剥削，并且再次造成财富集中。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感到焦虑时，本质上是一种面对资本主义的焦虑。
这篇文章里，隐含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资本主义对个体的胁迫。
为什么在技术进步的语境下，机器取代个人显得无比自然，具有“适者生存”一般的正当性。
我们习惯以“浪潮”一词来比喻改天换地般的技术创新，仿佛那是不可阻挡的，是人力无法选择的。
这其中深藏着一个隐喻：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仿佛不是人为的，而是一种自然现象。
在这样一种叙事中，反对技术浪潮的人，是反自然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隐秘的胁迫。
根据尼采的理论，如果爱情植根于社会文化，那在现代社会中，爱情或许存在普遍意义上被胁迫的嫌疑，甚至危机。
格雷格·伊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那就是《恰如其分的爱》。
作家以一个虚构的事件，剖析现代女性的真实处境，注视着一场资本主义胁迫下的献祭。
小说中，女主的丈夫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但有一线希望可以救活。
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女主只要献出自己的子宫，怀孕自己丈夫的大脑，就能完成丈夫的重生。
怀孕对于女性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论怀的是什么，她都会承担起某种意义上的母亲角色，可面对自己的丈夫，不论是伦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在伊根构建的技术语境下，并非没有别的办法来拯救丈夫的生命。但保险公司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只给了女主两个选择，看着丈夫死去，或者，献上自己的子宫。
这本身是一次逼宫，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女主完全找不到可以与之抗衡的支撑，不论是法律上还是舆论上，她都找不到。
到最后，她不得不去怀孕自己的丈夫（大脑），而在孕育的过程中，她的身体给了她非常正向的反馈——那就是爱和幸福。
当献祭完成，丈夫重生（这一行为真是充满了象征意味），他们重新生活在一起后，她看透了爱情和幸福的本质或者真相。
怀孕前，她因为爱无法承担丈夫之死，只好选择献出自己的子宫；在怀孕中，生理上的幸福，让她说服了自己，以为这个选择是对的。
看似有选择的自己，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
这就是一位现代女性的“自由”，以让渡子宫主权换来的“自由”。
在伊根看来，每一个受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性影响的个体，都身处这样一种胁迫关系中，都要接受胁迫，受惠于胁迫，以此来确认自己的爱和拯救。
这是格雷格·伊根对现代爱情，做出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
在他看来，爱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是一种对个体进行剥削的手段，尤其是对女性。
直白、血淋淋、不藏着掖着，冷眼注视着一切真相。
我相信格雷格·伊根是鲁迅的拥趸……
P.S.《闪光》一文中确实提到了鲁迅。
然而，我依然认为应该追求爱情。
哪怕爱情本身不值得，但追逐这一行为依然极具价值。
有无数人，在对爱情的求索中，爆发出了伟大的情感，别样的激情，甚至因此沾染上了永恒的光晕。
比如我深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主角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确实拥有了无比精彩的一生。
那名为爱情的幻觉，仿佛真的可以成就“伟大生活”的诱因。
因此，我想分享一则失败的追逐案例，为本文做一小结，虽然是失败的，却也发人深省，让人难以忘怀。
格雷格·伊根在《亲密》中，试图将对他者之爱，转化为对自我之爱。
就如同，他试图去完成兰波遗留下的文学任务，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爱情必须被重新发明。
小说的开头，男女主角为了回避“孤独终老”，进行了一场身体实验，他们想要尽可能亲密，甚至合二为一，以支撑彼此承担死亡。
在小说中，男女主先是通过互换身体交合，然后一方进入对方的克隆体内，发起交合和相处，也就是一模一样的男男和女女进行性交。
可他们发现，这样始终是他者之爱，哪怕面对的是皮囊意义上的自己，但终究还是跟对方隔着某种距离。
于是，他们在最后发起了一场长达八小时的意识共享，也就是说，他们在八小时内成为了一个人。
这种一致性是真正的亲密。
然而，当一体完成后，他们最终分开了，一切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那么，当我们分析这样一个案例时，我们会发现：当他们达成绝对亲密的同时，也消灭了关系，“亲密关系”本身已不复存在。
正因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失败案例，在这样一个案例中，“他者”被反向确认了不可替代性。
正因为有他者，才能构成某种名为“爱情”的关系。
毕竟，人类的孤独无法消弭，无法回避，本能地需要他者的慰藉和陪伴。
这可能才是爱情虽然是幻觉，但近乎永恒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