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识分子，这一定义问题自“知识分子”概念在1860年被俄国作家波波利金提出后便无时无之如影随形，显而易见，官方解释“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并不能服众。
在近代西方，学界几乎形成共识，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经济学大师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内蕴着一种喜欢质问、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品格，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甚至可说知识分子依靠批判为生，这一思想被广泛接受并逐渐出现批判领域的狭义化，将知识分子使命浓缩至政治层面。萨特就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启迪人民，他甚至口出暴言：当一位核物理学家在书写核裂变公式时，他不是知识分子；当他走上街头反对核战争时，他才是知识分子。这种思潮成功催生欧美民粹主义狂潮，并在当代哲学王哈维尔成功就任捷克总统时臻至最高峰。
与这种思潮相对的，是米歇尔·福柯“具体知识分子”的概念，以及认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在于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的萨义德。
而在波兰大思想家，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者”的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福柯是矛盾的，萨特是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服务人民，观察社会，体会真相，保存价值的所在。他们的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政治是短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鲍曼本人的使命是将目光抬高，从聚焦眼下一时一地转为俯览整条时间长河，上窥终古下尽八荒，拯救过去丧失或被忽视的可能性，为未来的时代保存这没有被检验或没有被实践的火种。或者简单的说，鲍曼的知识分子使命回归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质问题的解决，为一切，尤其是人类生活的理想模式，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编纂方式—就是理想国，找到答案。
鲍曼1925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而波兰民族主义中，始终存在反犹成分，小鲍曼因而饱受欺凌，1939年二战爆发，波兰在闪击战中全境沦陷，鲍曼逃往苏联，度过了以贫穷、战乱、亡国奴、颠沛流离为主旋律的童年，1943年他在苏联加入了波兰军队，隶属贝林格将军部队，并几乎立刻被派往前线回归祖国，翌年波兰第三次复国，鲍曼转战多个战场，并参加了柏林之战亲身为祖国复仇。随后他迅速晋升为上校，同时期开始攻读社会学学位，并娶了相濡以沫整整六十一年的爱妻雅妮娜。
事业有成，身居高位，娶得娇妻，开启学术生涯，童年的阴影似乎都留在了历史中，而好的一切纷至沓来，彼时志得意满的鲍曼却又猝不及防的遭受重创，1953年波兰又爆发反犹浪潮，鲍曼失去了军职，忍气吞声的留在祖国，开始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在一波更剧烈的反犹浪潮中，鲍曼全家因“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这个他深爱并亲手拯救过的祖国。
鲍曼的剩余人生都在英国利兹的劳得伍德花园一号度过，任教于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直至2017年以92岁高龄辞世。终其一生，鲍曼都极为诚恳的按照自己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身体力行，深入的了解着这个时代并毫不吝啬的将所得与这个世界分享，在逝去前一年，他还拖着病体用与年龄毫不相称的清醒头脑缜密思维清晰逻辑深刻见地，完成了这位智者与世界的最后一本访谈集，这本思想小书的名字叫《将熟悉变为陌生》。
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逐渐体现现代性的特点，各国因其发展状况不一，先后陆续进入以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的瓦解及知识的商品化为特点的后现代时代。我们日常的欣喜与痛楚，悉数来自其中。
鲍曼看来，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之中，一切都在超领土的流动，地域规则与法律的约束由如同人生规则自然公理般的不可撼动，变为可选择的存在。这一特点与消费主义理念相结合，共同提供了太多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予每个人以更多可能的同时，带来时代特点鲜明的深重痛楚。
自由附带风险，风险不同于危险，风险是不确定性。文明的发展为我们剥离了过往数千年人们面对过但无能为力的种种危险，但对不确定性无能为力。在上个世纪大多数时候，鲍曼称之为“固态现代性”的时代，无论是婚姻关系或是工作关系都更为稳定，福特工厂无论生产什么汽车，同时也在生产团结，一种基于局势逻辑，因缺少自由与流动性而产生的强加式团结，但今天的工厂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同时都在生产竞争。
不确定性意味着别无选择的竞争，竞争关系中赢家与输家都无法避免不安感的如影随形。这种永恒的梦魇让人永远在担忧自己的工作会一夜之间消失或被他人替代，自己所处的阶级与生活状态会一夜之间降档。这种种现代特点让我们即使身处于比以往任何时点都安全的环境中，依然无法摆脱可能比以往任何时点都更加鲜明强烈的不安感，于是纠结、抑郁症及更多的心理疾病在当代泛滥，成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鲍曼在访谈中引用了库切《凶年纪事》中的观点，即传统的选择—“温顺认命还是反抗奴役”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身心不统一，彻底被动，身体上随波逐流，心理上反抗并流亡的态度。库切称之为“无为主义”，今天的我们称之为“躺平”。鲍曼一针见血的指出，之所以此类态度泛滥，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逃离行不通的方案，但我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积怨如此，自有反弹，迷茫日久，必思方案。
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或类似“占领华尔街”式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的抗议几成燎原之火。正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所以出现了两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行为与思路。
其一是“禅修”“灵修”式追求个体心理平静，如毛姆《刀锋》中拉里的选择，如《僧侣与哲学家》中远遁尼泊尔与密宗大师共修的儿子，又如今天我们身边层出不穷的类似机构与事件，“朝阳区十万仁波切”诞生的土壤，正是滋生我们不安感的后现代性。
其二是民粹主义与极权思想的抬头，对未来的迷茫与对现状的不可接受，让人们期盼出现救世主式强势领导人，如摩西举杖，引万众穿越红海，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特朗普正受惠这一群体思维方成功当选。
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思路的共性是宗教气息浓郁，禅修思路本就属宗教范畴自不必说，对强势领导人的弥赛亚式要求，结合自身解脱式出发点，同样有着类似宗教的特点。用鲍曼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绝望的试图找到某种比自己伟大的东西，要负责创造自己的人”，无疑是为了内心的解脱，寻求超越日常生活与日常忧虑之法。
这无可厚非，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人类个体对人生大事都找到合理答案的也是少数，从古至今苦思冥想仍未能索解，最终投身宗教取得逻辑自洽与内心安静的范例不胜枚举，最有名者莫过于牛顿晚年投向神学。
鲍曼洞若观火的看清了当今时代的所有问题，但对解决方式一筹莫展，他悲哀的说“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但世界一点也没有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俨然用尽了全部的努力，只完成平常的生活。
他承认在生命历程中，逐渐看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义。但他没有也去投身宗教，原因很简单：鲍曼通读了圣经，发现上帝拒绝为他做的事给出任何解释，身为上帝，意味着不欠人类任何回答。而鲍曼对单纯的宗教概念给出一个造物主式万用答案形成的逻辑自洽与内心宁静并无兴趣，终他一生，他都是那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人。
2017年，鲍曼辞世，他最终也没有获得一个朝闻道式的机会，而后现代性的进程仍在日复一日，人们依然深为所苦。天空没有留下他的痕迹，但鲍曼已飞过，总会有读者再去捧起他的作品，了解为什么社会学要让熟悉的东西变陌生，再让陌生的东西变熟悉。而那些可能不会捧起鲍曼的读者们啊，我愿与你们分享这位年迈智者生前的祝愿：
希望你也能活到我的岁数，因为每个年代虽有苦难，但也有他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