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11日，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统治，阿连德遇害，由皮诺切特实行独裁统治至1990年，大批左翼人士受到残酷迫害，流亡海外。
这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平静疏离的叙述海洋下隐匿的可怖冰山。
波拉尼奥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的叙事看似接近原始，口吻几乎是平静的，带着荒原落日式的晦暗色调，然而这种晦暗中隐藏着一种寒冷，好像注视着平原远处令人难以忍受的地平线，无数人在这片寒冷的晦暗中失去踪影。你能看到好多这样的叙述：“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亨利·西蒙·勒普兰斯》）；“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恩里克·马丁》）；“B孤独一人了。”（《通话》）；“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小眼”席尔瓦》）；“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度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1978年的几天》）。抽取出所有技巧，带着简洁而粗暴的力量，将语言的刀锋直指读者，这种对叙述风格的掌控是经过特意设计的，语气平静，但语调是下沉式的，隐藏着痛苦的心碎，模糊不清的记忆，令人不安的闪躲，和巨大难言的孤寂。
14篇故事所写的几乎都是徘徊于不同城市乡镇的边缘人，形象是狼狈的，破碎的，是遭到遗弃的孤儿，家园毁弃，漫无目的地流亡。这些心碎的形象同时也是易逝的，故事的结局通常是离去、失踪、死亡、心碎，遁入无尽的黑夜，不知所终。小说结尾粗暴，是对生活利落突兀的切除，缺乏结束的概念，戛然而止，正如那些摇晃的形象，下落不明，终被遗忘淹没。比如《圣西尼》中那个才华优异却靠参加征文比赛谋生的小说家，在寻找被极权政府迫害的儿子的过程中去世；比如《亨利·西蒙·勒普兰斯》中在二战法国投降后掩护抵抗派知识分子的蹩脚作家，平静地接受自己文学的平庸无能，以及被遗忘的结局；比如《恩里克·马丁》中承受恐惧直至崩溃自杀的诗人，“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比如《毛毛虫》中每日坐在大街边长凳上的杀手，以自己的方式怀念家乡那些没落的边陲小镇与山脉；比如《安妮·穆尔的生平》中目睹死亡，流连于情爱和性，目睹生活一点点坠落失序的女人；比如《“小眼”席尔瓦》中在印度之旅救下两个被阉割献祭给神又流落妓院的男孩，最终注视着瘟疫夺走他们性命的摄影记者；比如《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在度假旅程里徘徊于B的脑海，在流亡途中失踪，无人调查无人记得的诗人居伊·罗塞；比如《1978年的几天》中粗暴固执，精神奔溃，最终在树林里上吊自尽的U。比如《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中过量服药，为抽屉写作的平庸作家勒菲弗。“一个平和又孤独的人面临死亡。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那些形象像落日一样逐渐淡出，剩下的只有伤痕。”这些形象组成了波拉尼奥文学谱系中面目模糊的憧憧人影，一群无人记得的流亡者，无数黯淡消逝的幽灵。
但是这些可怕的失踪与死亡是置于表面的，事实上，波拉尼奥在描述一种恐惧症。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如同置身于暗夜的悬崖之上，身旁是可怖的裂谷，如同巨大的、吞噬一切的黑洞，或者说是一只恶魔之眼，在黑暗中张开硕大的眼睛，瞳孔中的倒影晦暗不清。那个黑洞便是1973年。波拉尼奥仿佛有意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把1973年掩藏在海面之下，带着颤栗避而不谈，故作失忆，好像在1973年这只恶魔的注视下紧闭双眼，可是没有任何办法，无论睁开还是闭上，1973年永远环伺周身，永远刻骨铭心，那种注视如同X光一般穿过所有人脆弱的骨头，人们逃窜，闪避，可事实上避无可避。毁掉波笔下的流放者，让生活看似平静地走向崩溃的东西正是1973年，是业已寂灭的理想，是无法逃避的暴力，是横悬头顶的死亡，是活动在长廊中的拉美恐怖的黑影，是一整个人造地狱。
波说起这些，语气几乎是平静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就很普通啦：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暴力。就是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拉美人的命运。”（《“小眼”席尔瓦》）。他在《邀舞卡》一篇中提到自己被捕入狱的经历，黎明时分，听到难友被拷打的声音，无法入睡，没有书可看，仅有一本杂志。他提到几个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姑娘被军警用活老鼠塞进阴道，这个故事非同寻常，但它的不可思议处在于它的普遍性。这些人最后死于伤心，死于忧郁症，波拉尼奥问，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对于司空见惯的死亡而言，波说9月11日“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邀舞卡》）。事件失真，如同一场虚幻的梦游，而讲述死亡的语调如同在讲述电影故事，没有人相信这可怖的暴行竟会发生在真实的土地上，就像《百年孤独》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乘坐的那辆三个火车头的火车，三千多人的尸体像变质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而所有人都在对他说，没有死人，马孔多没有发生任何事。这就是发生在这些出生于5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二十多岁的人们身上的事。
《牙科医生》那篇里，波谈到表面上无人的大楼，看似空旷，没有任何动静，但实际上你知道这种大楼并不存在，那样的孤独是表面的，即使我们独处，也并不孤单，总有人潜伏在大楼里。而真正的孤独不在大楼里，也并非在人群中，真正的孤独是死亡，是无可挽回的离去，是整整一代人被遗忘的宿命，那是横悬在墨西哥也是横悬在拉美之上惟一的孤独。死亡并不寂静，诗人的后辈们被扔到乱葬坑，被扔进海底，只留下如特洛伊人命运一般交错的尸骨，到处充斥着亡者痛苦的呻吟，也充斥着生者悲哀的怀恋。按照巴列霍诗里的说法，一个人死了，却可以变成多人，但事实上那位死者没有变成多人，是那些不愿意死者去世、苦苦哀求上帝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多（《邀舞卡》）。
这便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看似平静克制实则饱含深情的原因。他对这一代人的怀念深深潜藏在看似平淡的句子中，他为逝去的圣西尼哭泣：“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圣西尼》）；为自杀的恩里克·马丁不能成眠：“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恩里克·马丁》）；怀念被谋杀的爱人：“B孤独一人了。”（《通话》）；温柔地记下远去的朋友：“我问他：您听从她的劝告了吗？老人回答说：当然，我一向听从尊贵女士的忠告。”（《安妮·穆尔的生平》，结尾有《玛丽与马克思》的影子）；赞颂恐惧阴影中的勇敢：“但是，夜间做噩梦时，“小眼”梦见印度警察半夜突然出现了，逮捕了他，罪名很丢脸。常常醒来时浑身发抖。于是，走到两个孩子睡觉的席子旁，一看见两个孩子的模样，他浑身又有了可以继续上路、休息、起身的力气了。”（《“小眼”席尔瓦》）；歌唱亲情抵御暴行的力量：“但这时，他听见父亲在斥责那跳水老人，方才明白：与居伊·罗塞不同，他可不是独自一人。”（《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铭记无人怀念的逝者：“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在阅读与文学中找寻抵御死亡的武器：“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牙科医生》）；永远怀念这一代人：“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邀舞卡》）。
读波拉尼奥，就像走进了一座看不到尽头的公墓，那么多幽灵的影子徘徊在洞穴里，那么多人，就这么死掉了，悄无声息，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他目睹着他们走向深渊，就像《护身符》的结尾，唱着歌，从悬崖坠落，走向深渊，整整一代人，就这么被浪费掉了。《2666》的第四部分，波不厌其烦地记下圣特莱沙发生在一百多名女性身上的一桩桩暴行，里面提到一个细节，一个女人被杀害，鲜血布满她的双腿，以至于从高空看会以为她穿着一双红袜子。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又是报以怎样的心情呢？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无畏的勇士，那么多的鲜血，最终真的能像煤的形成一般，在后世燃烧，释放光与热吗？如果没有波拉尼奥，又会有多少人记得他们，记得他们的作品，记得他们心碎着死去，消失在暗夜地平线呢？
波拉尼奥是在写一曲“献给失败一代的挽歌”（《荒野侦探》），他在《邀舞卡》中深情诉说：“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想念罗德里格·里拉，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想念雷伊纳多·阿雷纳斯。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我在想念他们的作品，可以让左派脱离耻辱和徒劳泥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便是诗人们抵御死亡的武器。
可以说，波拉尼奥的文学都是元文学，他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探索拉美的文学光谱，而波拉尼奥是一个文学的弑父者，《邀舞卡》中说到：“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他在弃绝父辈构建的文学传统，创造新的文学叙事，是从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余烬中逃逸出来的幸存者。《1978年的几天》里B给U讲过一部电影，里面提到一个少年，是铸造铜钟匠人之子，声称继承了父亲铸造术的秘密。影片的结尾是封建领主要求铸造铜钟，但铸造工匠死了，于是少年就自告奋勇去造钟，但如果不成，便会失去性命。最终，铜钟建成，钟声完美，没有裂痕，声音洪亮，而少年痛哭流涕，他坦白父亲是个醉鬼，从来没有传授过任何铸造铜钟的技术，那是完全是他自学的。这个故事的镜像便是文学的造钟人，是面对父辈文学传统已死，试图在死亡的刀刃上重建文学的一代青年。小说写道，“那少年、造钟匠之子，就是兰波，就是说，是孤儿。”而兰波，便是打破以往的文学传统，创造出现代抒情诗原初语言的文学孤儿。
《邀舞卡》这篇便是在介绍波拉尼奥的文学谱系，也是在描述那个我们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小说的题目看似难解，实际上是在指一场诗歌舞会，他写道：“智利新诗的舞伴们：聂鲁达的数学后裔和维多夫罗的残忍后代；米斯特拉尔的喜剧传人与巴勃罗·德·罗卡的谦卑弟子，帕拉之骨与林恩双眼的继承人。”这是一个隐秘的邀请信息，是一扇虚掩的门，邀请作为父辈继承者的诗歌舞伴们走进来，享受纵情的欢愉与喧闹，而这欢愉与喧闹中隐藏着混乱和失序，以及对舞会结束的恐惧。欢乐随时终止，“所有的诗人将生活在被称为监狱或者疯人院的艺术家公社里。”他们在发疯，在走向崩溃，走向死亡，这便是在“我们想像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中所发生的事。
“最终，诗人像孩子和诗人的孩子。”（《未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