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
作为一种需要纤细神经与敏锐知觉的职业，在时代风云变革之际，艺术家常常是最先察觉到异动的群体。
与此同时，正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指出的，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在许多时刻，并不掌握实现硬约束实力的艺术家群体，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权力实现软约束，也因此常常成为新生政权亟欲拉拢或打压的对象。
在此背景下，《文学之冬》一书记录了纳粹如何在一个多月时间内逐步管控德国社会并且迫害德国文艺界，描摹了文明极夜来临前的受害者群像。
正如推荐语中所写的那样：“政治界由民主走向独裁，文化界由自由趋向保守，社会从开放变得极端……在这场巨变中，极端民族主义展露头角，成为德国主流之声，从政府到普通民众，都趋向保守与狂热，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则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1.
对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记叙是常见的题材，无论是电影《美丽人生》《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辛德勒的名单》，还是书籍《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这就是奥斯维辛》，都令人得以一窥那段可怖的、人性灰暗的历史。
《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记录了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这一个多月里，纳粹对德国文艺界的控制与迫害。随着法西斯主义站在聚光灯下，文明也即将迎来极夜。
相较于之前的作品，《文学之冬》最吸引我的正是它的切入点。
作者选择以纳粹党政初期的艺术家们的遭遇入手，而不是被迫害的普通犹太人，阅读过程中屡屡感受到葛兆光所说的“作为历史学者，在颠簸变动的时代里活着，有幸有不幸”，生活在动荡时代的艺术家，怀揣着令人痛苦的清醒，只能身不由己地被历史裹挟。
书中记载的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都是魏玛时代文化巨匠，然而与我想象中近乎完美的敏锐理智不同，他们中有人错误地低估了时局的糟糕程度，有人在离开德国后出于移民者常有的心理而想过是否要回到那个危险的国度，大部分人在离开德国后再未创造出卓越的艺术贡献。
2.
选择着眼于文艺巨匠，这一视角反倒在作品之外，让我更为普通百姓的命运感到悲伤。
虽然书中提及的艺术家多数在逃离德国后过着悲苦的流亡生活，但是一想到他们的人脉能让他们在社会动荡之初便早早听到风声，并且有余力离开这个国家，便很难不去想那些犹太平民想要自保有多难。
苦难本不该有高下之分，但是人与人的际遇却并不总是平等的。
本书以日记体的形式展开，每一章的末尾会附上“今日要闻”，总是能把我拉回黎民苍生的命运，相比起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选择流亡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幸运。
1月31日，被纳粹敌视的画家乔治·格罗兹已经与妻子一起移民美国，代价是“将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不得不重回艺术学校当老师，每月赚150美元”。同一天，流感在柏林迅速蔓延，新增572起病例，一名共产党员因试图拆掉纳粹旗帜而被打死。
在远方的哭声里，仍有音量大小的差别，当我听到那些惨痛尖利的号哭，我为之感到痛苦，更令我痛苦的是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声音并没有被我听到。
3.
我曾经幼稚地以为，身为文艺大家的人们即便离开德国，也能活得很体面。
然而在书本的结尾处，作者单开一个名为“后续岁月”的章节，记录了书中提到的33个主要人物的人生缩影。
公开反对纳粹政权最激烈的作家之一恩斯特·托勒在1933年开始流亡，1939年在纽约上吊自杀；
卡尔·冯·奥西茨基于1933年被转移到松嫩贝格集中营，饱受殴打和折磨，193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38年去世；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的妹妹埃尔弗里德于1943年因反纳粹言论被告发，被人民法院院长罗兰·弗赖斯勒判处死刑，直到二战结束，流亡至美国的雷马克才知道她已经被处决。
最让我唏嘘的是，埃里希·凯斯特纳留在了德国，为了照顾母亲，也为了搜集第三帝国生活的材料作为小说素材，然而1945年后，他搜集的纳粹时期生活的笔记没有派上用场，“‘千年帝国’不具备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
命运兜兜转转，到最后不管是有余力逃出生天的人，还是只能楚囚相对的人，那种量级的苦难超越了耐受阈值，便被迫平等了。
文学的冬天来临之际，社会环境更不可能是温暖的春天，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并不具备幸福生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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