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038页）
作为成长于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新人类”，QWERTY键盘可谓习以为常之物，而使用这样的键盘，并通过汉语拼音或五笔输入法在电脑上打出同样习以为常的方块汉字，则似乎是一种天经地义之事。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世上从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之事，对于人造物而言尤甚。只是，若非读过墨磊宁教授这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与挫折到何种程度恐怕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所难以预料的。在此，不妨直接引用作者在结语部分的历史回顾：
输入的兴起绝非顺水推舟，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输入的诞生，源自一段长达150多年辗转反侧、忍辱负重，当时，生活在中文信息环境中的人们从不被允许溜入即时性的美梦中，就像生活在字母文字世界的人们那样。当字母文字世界沉湎于QWERTY式、AZERTY式键盘灯提供的便利和安逸时，中文世界的警报声却响个不停……总体上看，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这种不安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397页）
“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这种不安状态”，实非中文本身所造成（“文字无罪”），而更渊源于一种政治与技术不平等所营造的差异性文化之间的不平等——美国雷明顿公司推出的键盘打字机以英文输入为蓝本所设计运行。
这一经典设计随西方在全球的扩张而不断涵盖其他文明的文字体系，适应或改造着种类繁多的字母文字，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打字机体系：
希伯来文变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连写”的英文，俄文变成了“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变成了“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变成了“带音调”的英文，等等……（091页）
这一过程或许可以被称为“技术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键盘打字机凭借其最小改动即可适应最多（字母）文字的优势，取代了19世纪末其他各种类型的打字机器，从而将“键盘打字机”与“打字机”画上等号。然而这一成功的发明在进入东亚地区时却面临一个新的尴尬状况：中文里没有字母。
于是，对于“雷明顿普适体系”中缺失的这块拼图，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桥段不免上演：
最早的可批量生产的中文打字机只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上有文章称……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有5000个按键……把两个房间打通，才放得下这台大家伙……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也刊登了类似的图片。图中那台中文打字机，从外形上看与当时正流行的雷明顿打字机颇为相似，只是尺寸要大得多——它配置了两个台阶，样子跟北京紫禁城里的很像……（057页）
猎奇的描述与讽刺漫画凸显了西方的“技术语言想象力坍缩”（即前述将“键盘打字机=打字机”），更体现了一种基于独断和技术霸权而高高在上的讽刺与歧视——这对我们的历史而言恐怕绝非陌生。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汉字的讽刺与歧视所具有的文化与技术的双重属性——通过打字机，对于汉字这种不同于字母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歧视，得以脱离政治或种族色彩的外壳，“转而进入了相对清洁的技术设备领域……中文首要的诋毁者是技术专家自己”（099页）。
也正因此，对于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便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甚至超越“外国人可以，中国人也一样可以”的人种竞争层面，而下沉到了更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层面——汉字是否能够适应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需要？而面对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两种观念，同样是我们所熟悉的内容：
一众外国人，以及少数受传教教育之偏激国人支持中文之根本改革……其理由之一即今未能发明一台可打中文之打字机。……吾等中国人欲言：夫打字机之区区长处，未足以引吾等弃吾国四千余年其秀异之经典、文学、历史于不顾。打字机乃适乎英文之发明，而非英文适乎打字机者也。（《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72—173页）
由此，本书的研究也具有了相当的特殊性：不同于单纯的技术史著作，中文打字机的构想、发明以及阻遏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使得有关它的历史被赋予了技术之外的人文色彩——包含了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权、西方中心与边缘世界等一系列意向；同时，又不同于那些通过对现代医学、缝纫机、自行车的研究而建构的“物质殖民史”，中文打字机所具有的文化意涵恰恰通过技术的壁垒得到凸显——“汉字突围”既是对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性与文化歧视网络的突破，更是需要对后两者的“技术伪装”的超越。可以说，技术与文化交织下殖民与反殖民历史的书写，构成了本书在写作上的最大特色。
行文至此，本书的主要篇幅——关于各类型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这一过程中谢卫楼、周厚坤、林语堂等发明者们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在各相关旁支问题上的进一步延伸研究（例如西方中心之外，中日这两个“同文同种”的“边缘文明”在中文打字机发明与推广过程中的竞争），反倒不是笔者希望一一详述的内容了。毕竟，在理解20世纪上半叶汉字所处于的生死存亡境地，以及其死中求活的复杂属性后，其“自救”之具体过程中的灵光乍现、层层递进乃至是非成败更应由读者亲自从字里行间发现、体会和惊叹。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再次强调：中文打字机所代表的这长达150年的“汉字突围史”，不仅是一段死中求活和自我证明的追赶历史，更是一段超越的历史：
不论我们选择何种类比，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中国，我们熟知的QWERTY键盘和打字已死，而且它们在一种全新的造物上重生了，那就是输入。（399页）
是的，我们如今使用字母键盘实现中文交流的权利，绝非来源于个人电脑这一被误认的“机械救世主”，它的到来，是常用字表、拼合汉字、新式检字法与明快打字机所引领的“输入时代”逐步迈进的结果，是“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这种不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语言学家、电报员、教育改革者、电话簿编制者、图书馆学家和打字员做出了各种尝试”的结果。
而将这一过程以技术的视角记录并呈现给我们，换句话说，以最为冷门的领域重新演绎了这样一段我们最未熟悉的故事，正是《中文打字机》一书最令人感到兴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