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出行途中带着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读得颇应景——当然不是视物之景。
一边读一边乐，这真是一种好聪明的写法，请来一堆一两百岁的老才子甚至《圣经》中的约伯当“向导”，而旅行的主体和谈论“旅行的艺术”的，既有作者，更有他延请的“向导”们，于是经验、视野、哲思都几何倍数增长。拓展者还远不止有“向导”头衔的那十来位十八、九世纪的伟大作家、诗人、探险家、政治家、画家……如果留心书中的“注”，会注意到还有很多大师埋伏在不经意处，德波顿轻车熟路从浩瀚文化长河中请来他们，字里行间又几乎不见智识优饶者的得意，贯穿始终的是一个敏感、温和、 略带忧郁的英伦才子对旅行这件事恰到好处的愉悦与悲观，读来十分欣悦、佩服。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开篇不长，德波顿便端上这样一道“超越实际、需要深层思索”的哲学命题。其良苦用心仍然出自哲学：通过对旅行艺术的研究，帮助人们理解希腊哲人“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
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1848-1907）代表作《逆流》中的主人公德埃桑迪斯公爵，成为《旅行的期待》中的主要人物。这位“衰朽厌世”的老贵族的一次临阵退缩的伦敦之旅，在德波顿看来“更接近真实，也更有益”。德埃桑迪斯公爵很多年前去荷兰旅行过，行前把荷兰想象成一众十六、十七世纪绘画大家们画笔下所描绘的样子，结果大失所望。旅程结束后，公爵发现在博物馆里欣赏荷兰画作更能让他体验到他所热爱的荷兰文化的方方面面。德波顿认为并非画家们所绘不实，只是画家笔下的场景犹如珍宝，而“这些珍宝都混杂在一大堆乏味的日常影像中”。游记、风光画册之类的东西总是带着生动井然的迷人气韵，但它们都是经过简化和剪辑处理的。期待和回忆也是。德波顿说，如果现实像缠绕的长长的胶卷的话，那些定格的图文，以及期待、回忆，便只是其中的精彩图片。这似乎出自叔本华。叔本华认为记忆不仅可以理想化，甚至可以神化记忆之物。他在《人生的智慧》中说：“记忆所产生的效果犹如针孔照相机里面的聚光镜——它把景物收进去，然后制造出一张比原图漂亮得多的图片。”当所有被忽略和剪掉的环节——各种纷扰错乱——在旅行中扑面而来时，旅人便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备感失望，只是甚少省察那些欺骗可能恰恰出自自己罢了。一个人如果决定出门旅行，一定要有接纳完整现实的心理准备，它们可能不仅不精彩，甚至可能极其糟糕和混乱。
德波顿本人对旅行没有德埃桑迪斯公爵那样悲观，可是一趟巴巴多斯岛的旅行，令他真切体会到了“一切都和想象相异”的失望。在巴巴多斯岛的第一个清晨，他漫步海滩后在海边一把躺椅上躺下，听上去多惬意，错！因为他那会儿身陷困惑、沮丧的情绪，身体上又有诸多不适。“身体和心灵是难缠的旅伴”。人们向往某地时，“往往容易忘记自我”。其实，“那个呆在家里郁郁寡欢的我和现在这个正在巴巴多斯岛的我之间是连续的，并不二致。”身处大自然美景，能够真切沉浸其中的时间其实短之又短。德波顿因为和同伴M为了一份焦糖布丁引发不快，心情立时变得凄然，周围的美景再也不能带来快乐。这让德波顿对古代哲人“构成幸福的关键因素并非是物质的或审美的，而永远是心理上的”的智慧感佩不已。他在文末承认，他有时候也会和德埃桑迪斯公爵一样，觉得最好的旅行莫过于呆在家里，想象。
全书一共九篇文章，分别被归入“出发”、“动机”、“风景”、“艺术”、“回归”五个部分。德波顿的哲思无处不在，比如在飞机上，倚着冰冷的舷窗望出去，宁静的云朵在他眼里像是“剃须泡沫堆砌而成的巨型方尖塔”，接着他写道，“在我们的下面，是我们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他将这一真谛突然间清晰起来的功劳归于飞机这位“渊博的哲学老师”。旅行能催人思索，各种交通方式中，最益于思考的德波顿认为还不是飞机，是火车。而“在长时间的火车梦幻的最后阶段，我们会感觉自己返归本真——亦即开始清楚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情感和观念。”就连旅馆的房间，也不无益处，他认为它们有助于人们摆脱定势思维。借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他作结这篇关于高速公路加油站、机场、飞机、火车这类的《旅行中的特定场所》，那就是：人类的同情和了解源自人们的漂泊经验，疏离、沉默和孤独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用以对抗现实的严苛僵固、冷漠和自私。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与埃及的一世情缘成为《异国情调》的核心故事。福楼拜对祖国法国充满轻蔑却对东方极度渴慕，他早期作品中一个又一个对东方充满幻想与渴望的主人公证明他的东方之爱由来已久。“在福楼拜看来，幸福和东方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 25岁时他终于梦想成真，逼迫他学习法律的父亲辞世，而且留给他一大笔财产。福楼拜和好友埃普启程前往梦想之地，半个月惊涛骇浪的航行后，埃及海岸出现在眼前。在给母亲的信中，福楼拜描述他对东方的第一眼印象，并形容自己像“大啖稻草的驴子”，“狼吞虎咽着眼前的五光十色”。德波顿认为福楼拜之所以痴爱东方，是因为“东方同他的性情有着逻辑上必然的契合。”福楼拜认为生活本质上是混乱和喧嚣的，因此埃及的喧嚣在福楼拜听来就像贝多芬交响乐；埃及的色彩斑澜也满足了他丰富的美感；埃及文化坦然接受生活的双重性，也令福楼拜乐在其中，因为性格率真的他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假道学非常厌恶和愤怒；天性“恬淡坚韧和朴拙单纯”的骆驼，也是福楼拜的大爱。埃及人有着与骆驼相通的天性，静默中带着勇毅，这同福楼拜深恶痛绝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傲慢以及法国的自我优越感也正好相反。
为什么人们在异国他乡不仅容易被一些微乎其微的东西或事物吸引，而且常常生发强烈的反应？德波顿认为因为那些细节和被吸引者的私人生活有相通之处，异国那些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加符合被吸引者的个性或心愿，是他们在本国苦求而不得的。德波顿漫步阿姆斯特丹街头，就为一些细节吸引，在一户人家的门前驻足，突然生出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在那里度过余生。
对一个地方的喜爱会点燃对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欲望，福楼拜在埃及有着传奇般的性经历，他甚至用了一生来思念一位尼罗河西岸小镇里的交际花。德波顿则只是对阿姆斯特丹街头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大大方方的女人心生好奇。福楼拜在埃及生活了9个月，眼见和身处的东方超出了他对东方的想象，“这里的一切极大地扩展了我先前对东方的狭隘观念。”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作别埃及后，福楼拜毕其一生都对埃及念念不忘，他甚至认为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不应该依据他的出生地，而应该问他/她：你最爱哪个国家？
德波顿有次在马德里参加完会议后，准备多住几天，但他“害怕成为众人好奇和怜悯的焦点”，晚饭都没敢出去吃，第二天一早最想的就是搭早班机回家。而十八世纪末，29岁的亚里山大•冯•洪堡（1769-1850）离开德国，前往南美洲探险。洪堡除了身体倍棒外，还精通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历史等等，五年后，他回到德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出版了30册的旅游集《新大陆赤道地区之旅》。在马德里的德波顿，却尽可能地赖在旅馆里，万般无奈才手持旅游指南前往那上面介绍的景点。他用自己反衬以“发掘事实、验以证之”为己任的洪堡，结论道：“对于任何旅人来说，一个为求得真知而进行的旅程，远比一个四处观光之旅得到更多好处。”可供现代游客自由想象的空间已经很小，这不仅因为人们手上那些充满各种先入之见的“指南”，游客的知识储备也不够用来恰当地质疑。德波顿在这篇名为《好奇心》的文中，用洪堡的伟大成就作标杆，让我们看清现代观光客的一个危险：“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正如缺乏一条链子将珠子串成项链一样，我们接纳的新讯息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散乱无章。”
《令人眼界大开的艺术》记述了德波顿的一趟快乐的艺术之旅。毗邻地中海，和意大利接壤的普罗旺斯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德波顿前往那里的动机很单纯：寻找美的踪迹。文森特•凡•高（1853-1890）来到普罗旺斯时，35岁，因为他想“画南方”。这之前的两年里，他和弟弟住在巴黎。他在普罗旺斯最繁华的小镇阿尔勒一住就是15个月，画了200幅油画、100幅素描，还写了200封信。被积雪覆盖的小镇、小镇原野中郁郁葱葱的树木、吊桥、荒废的修道院、丰收的景象、高大的柏树、矮小的橄榄树……一一进入凡•高的画布，他坚信“艺术具有令人大开眼界的力量”。德波顿参加了阿尔勒镇旅游服务处主办的“凡•高的足迹”游，正在撰写有关凡•高论文的神学院女学生索非娅是现实中的向导，她带着一大本凡•高在普罗旺斯期间的主要绘画作品集。每到凡•高所绘之地、之景、之物前，她便打开画册解说，大家听完，都对凡•高和他画过的风景充满敬意。但德波顿明白自己在发现凡•高画笔下的普罗旺斯之前，对普罗旺斯并不那么欣赏，这颇令他尴尬，不过他转念一想：欣赏的能力可以从艺术转向现实世界，有什么不好？“一个地方经过伟大画家的描绘，往往会变得更为动人。”世界上的一些角角落落，就是这样变得游人如织起来的。
人们对美充满渴求和占有欲，维多利亚时代对英国公众的审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认为，正确拥有美的唯一办法是理解美。罗斯金特别强调绘画艺术对人类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孩子都该学画画，有没有天赋不要紧，因为绘画最大的价值在于教会人们观察，“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关注。”在《对美的拥有》中， 德波顿说他因此拿起笔去画旅馆卧室的窗玻璃，画得很糟，但真切地感受到了“从模糊的感觉进到明确的知觉”的过程，并且发现“绘画无情地揭示出了我们先前对于事物真实面目的无知。”后来他又花过1个小时画一株橡树，并从那时起才了解并记住了橡树的特征。绘画还能让人们搞清楚自己的审美品味，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深层原因。罗斯金同时鼓励人们写作，认为写作是用文字画画，可以巩固对美的印象。德波顿研究了罗斯金的语言持点，发现他的描绘文字总是带着丰富的心理学语言，于是也对伦敦西印度船坞上巨大明亮的高楼，来了番罗斯金式的“文字素描”。才子原来是靠“学而时习之“炼成的。
现代旅人的盲目和匆忙令罗斯金深感痛惜，他认为如果人们“旋风式地造访一个遥远的地方，就难以从这个旅途中得到快乐”。对摄影，他则有过一个激情消退的过程，因为他发现摄影者不是将其作为“积极而有意识的观察的一种补充，相反，他们将它作为一种替代物。”德波顿也认为，要将美景留存心间，依赖的是人们对美景领悟的用心程度——“意欲获得美的努力”，而非照相机。
还记得第一篇中他和M去巴巴多斯岛吗？末篇《习惯》开头，他从那儿回到了伦敦，伦敦“拒绝改变”的固执令他无比绝望，“在这个地球上，恐怕没有几个地方比这里更糟了。”笔锋却一转，“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他引用帕斯卡尔《沉思录》中语，是为引出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法国作家塞维尔•德•梅伊斯特所进行的42天卧室之旅。德波顿认为这种旅行模式虽未产生深远影响，但梅伊斯特的《我的卧室之旅》“来源于一种深厚而具有暗示性的洞察力：即我们从旅行中获取的乐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本身。”如果您一路读来，对德波顿的身体力行力应该有所了解，是的，他也试图围绕着他的卧室来一番旅行，不过，房间太小，“几乎连一张床也放不下”，有图为证。于是他改为游览汉默史密斯，用梅伊斯特的方式。果然，旅行有了收获，他发现了他几乎每天行走的路上风格鲜明的建筑和形形色色的人，他还描下了一家五金店的窗户草图，并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公路路桥。德波顿指出：梅伊斯特是在以他极端的行为提醒人们“让我们在前往远方之前，先关注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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