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代序里写到“在这些另类的写作空间里，我们读到的仍然是同一个杜拉斯：独断、骄傲，以权威的口吻下着某种完全不客观的，甚至不令人信服的判断，不屈从于任何现有的规则，也不迁就读者或者观众。杜拉斯探索的始终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文字究竟能走多远。”
我不好判断这段话是褒义还是贬义，或许只是中性。但至少话中透露出的含义是，她的电影是只属于她自己的，如果你完全不理解杜拉斯的电影，是绝对情有可原的。
本书中几乎所有的篇幅你都能看到杜拉斯一再强调，电影是写作的延伸，图像是文字的延伸。她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探索写作的疆界。因此并不是杜拉斯从一个作家跨界涉足了影视，而是她将文字的触角伸到了电影的场域。
但毫无疑问的世间万物都是在相互影响着，涉足电影也必然让杜拉斯的写作有所改变。她一再提及对于团队创作的认可，这必然就会让写作这种需要绝对孤独的创作，于她而言产生隔阂。当然方式的转变不代表结果必然谬误。世间的可能性永远都超出你的想象。
我自认是无法欣赏杜拉斯的电影的，你知道甚至就连《情人》我都读的一头雾水。但毕竟访谈和随笔不想小说和电影那么的意识流，所以偶尔还有一些心有戚戚的感受。
作者在谈到《卡车》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到，“卡车上的女人不再感到无聊。她不在人生中寻找任何意义。在她身上，我发现了一种不寻求任何意义的存在的愉悦。”
作者在谈到《卡车》这部电影的时候说到，“卡车上的女人不再感到无聊。她不在人生中寻找任何意义。在她身上，我发现了一种不寻求任何意义的存在的愉悦。”因为无需获得。让你免疫于人生无意义的挫败感，而愉 悦 不过 是这种 免疫带来 的错觉而已 。
而对于卡车上的男人，作者说，“他应当开始仔细聆听。然而他并没有认真倾听，他甚至完全没听。他被那些命令腐化了。命令杀死了他。他对一切都自有一套答案。”男人是僵化的，他在他自己的从属关系里被牢牢的限制住了，以至于一切不符合被灌输的观念的话语都无法被听取。
所以这车上的两个人在对话却又没有在对话，在交流却又毫无交流，他们一个不认为存在未来，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但却驶着开车沿着长路开向开不到的尽头。
作者在书中说“智慧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是的，绝对的，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