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所收录的是苏珊·桑塔格于1978年在《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组文章。《疾病的隐喻》写作又与其本人癌症疾病经历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她的写作动机有直接影响。当她处于“癌症病人”的群体中，处于“癌症病人”的身份中，对疾病的切身的身体体验以及社会身份的转变从相对健康者到不健康者，在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以智者的察觉感知，其理论视点即是在文本材料中分析出的关于疾病的隐喻与修辞反映在不同对象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所产生的隐喻结果对患病者的干扰甚至污名化，以及社会体制暴力机关及组织应某种利益阶层的对患病个体及至大部分人类群体的“压迫”。作为几种病症隐喻的文化批评。本书仅仅是书评集结成册，其文笔具有在这种文体性质下的随意性，同时苏珊桑塔格的写作风格更多的崇尚尼采式的书写，所以思路零散，本书理论建构的深度，与完成度自然不需要有太多要求。对于材料的运用有福柯的影子，在取用分析的文本材料中将疾病真正作为“疾病为目的”整合尤为明显，力图将疾病与染上疾病者所受的污名化得以正名，这与苏珊桑塔格染上癌症的病症经历有密切相关，其整体化趋向需要放置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下的理论进路中考察。
在经济视角的分析中，桑塔格以“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为社会性质定性判断基础。一方面，这样的基础确定了桑塔格的理论视角以“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疾病的隐喻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很自然的桑塔格在对疾病隐喻的书写与思考中，左翼理论进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便自然而然的运用。任何理论的书写都是出于某个时段的具有总体性事态的考量，在总体性中以分类归纳的观点下进行不同角度对现实的考察，同时以应对事态的变化，时间与运动的 同时刻进行中能够对现实的社会阶段生活产生至少写作者看来对事态发展有益处的影响。在这层意义上，桑塔格作了两件事，一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下疾病的摘取，与社会文本中历史的梳理，对疾病的隐喻是为何物进行了呈现。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下，对疾病的隐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反思。而笔者则在文本中经济视角下对桑塔格所作的两方面事物进行文本的书写呈现。
在癌症与结核病的章节中，桑塔格以历时文本为线索，从时间进程角度大致梗概了两种病症出现的历史文本资料。在讽刺剧《委屈求全》中桑塔格分析文本对话中结核病的神话与幻想为主人公所接受，结核病的神话作为痛风病性质的反面，对新兴阶级的暴发户，势力者，上升欲望强的人而言是一种文雅的标志。十八世纪的社会作为文本产出背景，在新的社会进程流动，西方世界的地理发现中，财富地位的观念的更新对结核病的隐喻和认识此时已在人生活中得到产出。（P25）
十九二十世纪结核病因无治疗方法，其病症的获得成为了新旅行与生活方式的理由，部分风景名胜地区甚至为浪漫化成治疗结核病的福地。结核病因其特殊的病症特征和暂无治愈方法，以及病症获得的群体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部分浪漫派将疾病作为优哉游哉的生活以及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生活方式。(P32)桑塔格在这段文本中得出了病症与资产阶级观念的相互照应。
关于癌症的书写中，桑塔格论述道“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生产”这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经济利得具有优先性重要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控制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专业化倾向以及发展目标上对个体监管与要求以达到最有效率的产出。“既存在的对太多能量的恐惧，一种对能量不允许发泄出来的焦虑”，为追求最大效率的生产，产出却又过剩，远远超越人类总体的基本需求。个人为了生产的最大效率而被结构所要求，无法得到自在的空间消解多余的产物。无法治愈的癌症，描述癌症的语言让人类联想到了不同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畸形，混乱的经济灾难”，肿瘤作为失控的产出能量，毫无限制不断的生长蔓延而又不断的胡乱消耗，侵占了健康的身体机制的运作。（P56-P57）
有关结核病的描述中，桑塔格同样揭示了相关的隐喻类型。桑塔格概括到“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依赖于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在关于结核病的文本中除了作为资产阶级人物的意象之外，同样也囊括了资本主义发展期十九世纪经济人的负面经济行为。“消耗”“浪费”“挥霍活力”当时无法治愈的结核病及结核病所延伸的病症特点产生了这样的隐喻。癌症则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扩张投机，创造新需求中，“依赖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经济”。及二十世纪的经纪人负面行为：畸形增长，能量压抑，同时还有拒绝消费（P57-P58）
桑塔格从历史的文本与两种疾病的认识发展中对隐喻文本作出无明显连续性，结构性的攫取，这种连续性考虑角度应该仅仅作为为历时的文本材料牵连，只是在所考察文本中有一定的类型相似性的体现，桑塔格便使用于自己的论证中，但同时桑塔格将这些文本置于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基本的梳理，作为他对经济视角下疾病隐喻历史考察的前提，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方式的出现，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中对疾病在一定时期的文本与历史材料中，以其相似性，相关性关系与这样的方式对隐喻进行叙述与剥离，使所表述的观点得到清晰呈现。
瘟疫被判断于社会的审判，桑塔格同时指出艾滋病作为隐喻的夸大地审判类型，对于穷困者普遍存在的不良生活习惯这与阶级的观念有关以及有罪者联系于一体的的反应，正是将社会观念导向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勤劳，情绪的自我控制（纵欲酗酒的行为减少，而这类行为又恰恰被认为疾病的诱因）。“健康本身被等同于带宗教色彩，同时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有产阶级的价值准则），这样的赋予疾病的隐喻性质服务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以及历史的在综合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反作用于人生活观念中，桑塔格所揭示的隐喻同样隶属于这一种反作用用或类型。P128
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有所成果，科学技术医疗技术的发展，传染病被社会代理人称为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到来，但当30年代到来，瘟疫隐喻的活跃，经济形式的总体下行，疾病同时又延伸出反对自由主义态度以及相关经济模式的出现。桑塔格在这里论述了疾病的隐喻与瘟疫说法在不同历时文本的活跃与否与社会经济形式及至该时代意识形态因素的变迁与演变。P130
艾滋病这样的流行病以其起源地，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地的产出，世界市场下全世界经济行为流通中穿播可能性增加，传播途径更多。在其传播方式中，用于享乐的毒品，纵欲泛滥的性行为，同性行为从人解放观念中衍生不同于传统家庭生殖系统中的社会结构中的异质因素。艾滋病的隐喻既作为第一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暴露出问题的强烈抵触，资本家自由世界的维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作为资本社会的产物，削弱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经济生产下的文化内核。劳动力与宗教文化输出输入的第三世界的移民潮，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观念对立，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过量生产与纵欲消耗。都利用了艾滋病的隐喻P135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鼓励人不断突破界限。而欲望的增长是无节制的”正如桑塔格所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们提供无限扩大自由的可能性。艾滋病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无限不节制的欲望诞生，滥交，因吸毒而用同用的注射器，超越传统文化的同性性行为。艾滋病隐喻复归于节制行为的引导，因其强大的疾病症状的威力，与无法治愈，这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价值危机的疾病隐喻，但不能忘记的是艾滋病人本只是疾病的患病者受害者，而他们却又因各种隐喻的诱因而非疾病的诱因成为了灾难与疾病的意象与同谋。而这又进一步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患病者不正常者的控制手段，对正常者的控制手段，而其被隐喻的问题始终未得到真正的剥离呈现与注视。P147
艾滋病的出现并非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而是全球化资本流通商品流通，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副产品，这同样可以以生态主义视角下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去理解。疾病的隐喻修辞权被不同的利益群体掌握，赋予到暂时为少数的病人群体当中，使他们被迫蒙受着耻辱，随着艾滋病的可治愈性，这样的隐喻与羞耻显然会慢慢消解。但令人担忧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下，利益集团对个体的加强的控制(这可以联系到福柯的微观权力)，以服务于利益集团/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利益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必要的分成。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