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黎紫书的《流俗地》一样，《岛屿的厝》中的时代变迁以一种极其隐晦的潜流形式影响着故事的走向。下岗、战争、严打、破四旧等沉重的变迁绝大部分经过孩童视角和童话书写的过滤，不再那么的严酷残忍，而是转化成了具体而又混杂着淡淡的悲哀的故事注脚。另一方面，这些时代注脚又在文本中和飞扬的想象力产生了重与轻的张力关系。想象力就好像一只想要摒弃掉一切现实拉扯的氢气球，意图在幻梦中自由徜徉，造就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童话。但时代注脚却像一颗牢牢钉子钉住了时间坐标，哪怕在《送王船》这样充满极致幻想的篇目里，大炳面对海底的奇幻世界时，看到的仍是“台湾放来的，夹带着反动传单的”气球。
而伴随着时代潜流，串起了每一个故事的核心线索就是：面对变化。人要面对变化：妈妈会下岗，会生病；（《大厝雨暝》、《浮梦芒果树》）丈夫会出轨，爸爸会出走（《夜海皇帝鱼》、《浓雾戏台》）……乃至面对最大的变故：死亡。岛也要面对变化：台风、外地与本地的冲突、不断地拆迁……面对这些变化，也许和解是最好的办法，就好像《鲸路》里宝如需要让那一条鲸鱼借由大雨之势回到海中，鲸鱼就是面对变化无法接受，无法和解的执念。就好像《菜市钟声》里玉兔认为在婚礼上她不会哭，而是会对所有人笑，“虽然她走路的时候，老觉得有具不知由来的尸体，躺卧在鲜花和钟声的边缘。但她会踮起脚，跨过去。”
但问题是：真的能这样和解吗？在玉兔对婚礼美好想象的描写之后此篇本应该结束了，但龚万莹在后面另起一行，只写下四个字：但愿如此。和解二字太简单了，太轻易了，面对已经发生的无法更改的变故，面对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更多的不是接受，而只是承受，是文中所谓“被盐腌渍了脱水了”的“盐柱”。龚万莹在写作时是流露着浓重的未来焦虑的，比如《出山》：“原来世上万物都在哀哭，哪怕在欢乐中都有哀哭。爱可以暂时遮蔽哭声。可只要死还存在，生命就真是一桩悲剧。爱也是。结局只能是离别。”再比如《白色庭院》：“突然间，我感到惊恐。我想到，就算这样放纵地吃，第二天还是要再饿的。未来是个无底洞，令我觉得恐怖。”
这种未来焦虑植根于何处？龚万莹在后记里写：“公司会议中，我经常接触到精英的意气风发，但办公室的厕所里，也常听到有人哭泣。市场部的每件事都是火烧眉毛，似乎这一刻不抽鞭子推进，下一秒地球就会爆炸。我就这样在‘市场营销’的火车上，一路高速向前。但数字和职位，不能给我生命真正的意义。”她是在现代公司工具理性的催生下，在马克斯韦伯所谓铁笼子的囚禁中逃向写作的。幼时的故乡是其生命的安生处，然而就如同鲁迅的《故乡》一样，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故乡也速朽了，受潮了。万物都在流失，没有什么东西能被锚定，这是未来焦虑的根源。现实的归乡绝无可能了，唯有以文字归乡。她声明：“《岛屿的厝》这本书中的地点、人物、情节都经过编织创造，并非对现实的机械复刻，而是在脑海中重新创造一座岛屿……虚构的岛屿之上，麦子和稗子一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