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有些问题，也可能是我读书不认真理解有误。
第一个地方是其在论证后来的传教士继承了利若思、安文思两个传教士奴才身份时，举了年羹尧的例子。年羹尧在雍正的口中，是通过血缘继承了奴才的身份。但是传教怎么会通过继承教堂而承袭奴才身份了呢？这其中的逻辑类比推理有些问题。而且，要说利、安两个传教士是奴才身份，这个从二位早年的经历中似乎可以这么认定，但是后来的传教士，或者其他传教士是否能够同样类比，我觉得是有很多需要处理的问题的。通览全书，似乎没有一处直接的文字材料表明真的存在这种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从只言片语中推理而出，但是这种解读推理是否真的合适，我是觉得也有问题的。例如，在一处地方，康熙说传教士是身边的人不容忽视，还提到了打狗也需要看主人云云的话，这里应该看成一种常见的修辞更为合适吧，从中挖掘出传教士是康熙之「狗」的含义，未免有些为了证明观点而过度解读的嫌疑。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我感觉更像某种雇主与门客的关系，于是家庭关系、私人关系才杂入其中。
第二个地方是雍正的佛教地位。为了论证雍正是个大修行者、大成就者，就以近代高僧虚云和印光的话来论证。虽然这样的论证有同行评议的外表，但实际仍旧是用后来的眼光，而且还是未必正确的同行的眼光来支持论点，有些荒诞的意味。雍正成为精神领袖的野望可以从中看出来，但是否能够论证出雍正的境界呢？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需要考虑的点太多了，比如身份问题就绕不过去，如何将别人的奉承和实话分清楚呢，我觉得这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