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7日，国际妇女节前一天，巴黎的女权主义者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其宣传口号十分抢眼：“女权主义者发火了。”“小心了！乳房下面，是炸弹。”“月经杯满了，要流血了。”运动尽管遭到了警方的驱散，但至少表达了女性的怒气，更展现了她们鲜明的立场。
玛蒂尔德·拉雷尔虽然是法国一位历史学家，但也为报纸专栏写文章，聚焦于妇女解放的斗争历史，《去他的父权制》即为其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法国女性200多年的平权运动史，详细讲述了在穿衣、教育、选举、工作、婚姻等领域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进而勾勒出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女性成长史。
正如作者所说，对于每一个仍在为性别平等而奋斗的人来说，很有必要了解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拥有自己的过去，拥有自己的历史。不得不承认，在漫长的性别史中，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在结构性的“规训与惩罚”中被压抑，被异化，比如对自我形象的定义与塑造只能是刻板化的温柔、安静、贤惠、忠贞，倘若她们中间出现一个“异类”，不仅会遭遇男权的阻击，还会在女性群体中引起愤怒与谴责，陷入“底层互害”的悲哀命运。她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而是寄生在父权、夫权所构筑的庞大网络系统之中，寻求他者的庇荫与护佑；即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闪闪发光的女性，她们也常被冠之以多余的修饰词，如贝尔特·莫里索被称为“马奈的缪斯”、卡米耶·克洛岱尔被称为“罗丹的情人”、葛饰应为被称为“北斋的女儿”、李·克拉斯纳被称为“波洛克太太”。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的任何重要领域，女性从来都不曾缺席，只不过由于男权体制的结构性挤压，她们被除掉了姓名，被剥夺了声音，导致了“缺席的在场者”或者“在场的缺席者”的尴尬地位。她们作为社会体制中的弱者，在性别等级制度运作中一直处于被定义、被凝视的弱势地位，这种定义与凝视渗透了权力运作色彩，不仅包括观看的权力，还掺杂了欲望的权力、塑造的权力、禁止的权力。女性作为“第二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与物欲的对象，时刻经受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的困局，“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奈沦为了有形或无形的受害者。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揭橥的残酷命题——“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去他的父权制》不仅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还是一部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宣言书。作者以一名女性学者的身份，回归女性视角下的“她”叙事，讲述了女性们为自身争取合法权利的历史。
最后，近几年来，国内图书市场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著作，这些书绝大多数为译著，而且也极少为新作，基本上是国外市场早已出版了的，如《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成为母亲的选择》《好不愤怒》《母乳主义》《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等。其实，这个现象的背后，不仅是重新发现女性主义著作，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发现了“女性主义”——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从而推动男女平权，实现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