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为二战流亡的诸多知识分子中，齐格蒙特·鲍曼是极其特殊的一位。在前往英国之前，他还只是波兰一个默默无名的学生，学术成就的积累完全是在异国他乡实现。如果说像本雅明、阿伦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已经打下框架的思想经由流亡经历而改变，那么鲍曼的思想就是由流亡所造就：现代性、流动、屠杀、平等…..我们在鲍曼这里可以找到诸多战争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子，又能找到他自己的综合判断。他既是狐狸又是刺猬。
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鲍曼思想的诸多源头和进入人生暮年之时对自身思想的最后总结。虽然他继承了他对于现代性的悲观看法，强调“我不再相信良好社会。真正的良好社会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对当代反思性的丧失表达了一种无奈，但他仍然希望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去讨论爱，去讨论社会责任，去讨论一个可能的共同体，去讨论如何走出历史主义的局限。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曾经满怀乌托邦理想的GCD人，他在表达不再相信的背后，那些充满温情的关心仍然展现了灵魂的执著。他不是波兰人，也不是英国人，正如他对流动性的阐释，从流亡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属于他心中那个走出现代的未来。
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的批判，对于意识形态的服从和政治的纳粹化制造了无数多余的人，他认识到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对于主权绝对决断性的论述有多么贴合现代：主权者是世俗的神，不需要解释决定，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决定正名。作为曾经的多余人，他不断阐述着“多余人的回忆”，他赞同阿伦特在《x权主义的起源》中对民族国家下人在现代失语的判断：现代在保卫特权，从阿伦特对《人权宣言》的态度看，人权宣言表达的权力只适用于法国公民，而没有国家的人、或者非法国人就没有人权宣言中的权利。这是他对自身流亡的亲身感受，成为难民意味着被逐出世界，被逐出人类。难民不是剩余而是多余，他们失去了任何身份，被永久边缘到法律之外。就像他所看到的当代中东难民的经历那样。因此作为犹太人，他据斥了任何民族主义，包括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世界公民，他真正的成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朋友，或者说，他是世界的朋友。
那么，现代就没有希望吗？在流动性的研究中，鲍曼强调，只有在不确定的沃土上，道德才能生长。不确定性引发的孤独，带来了道德共同体的希望。也就是说，流动的去根基性在这里可以成为一种新生，流动带来的痛苦蕴含了幸福的转化因素。就像萨特所言，痛苦的来源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承担责任，即使不知道为什么承担责任。我们注定因为良知而感到永恒的痛苦。在对话中，鲍曼开篇谈到的是爱，收尾于幸福，我们也许可以由此借他的流动性研究戏谑他：对未来的不抱希望，其实正蕴含着希望。“我不驱动思想，只让思想自己思考”，鲍曼也不驱动希望，但他已经让希望自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