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尝试用一个玩笑来描绘我在瑞士生活的感受——瑞士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我的朋友是全素食，而我是蛋奶素食。均质化的富裕生活，似乎已经实现社会的理想形态，人们开始关注自身以外更广阔的领域，比如自然和环境——通过拒绝消费或消费的方式。瑞士的全民乐趣，徒步和滑雪，都是对身体中的兴奋神经递质进行合理合法萃取的有效方式。典型的西方现代自由世界，宛如三体人往阿尔卑斯山脉投出了一片二向箔，自此群山与湖泊都如风景照片般纯然美好，人也如此。
人们倾向于过平静又富足的日子，这一点是人心所向，无可厚非。所以，身在东亚的我们心中有某种复杂的情绪。第一层，我们害怕与自由世界脱节；第二层，我们习惯了压力下的生活，这种生活潜在着反抗与叛逃的可能，反抗与叛逃又意味着激情与悲情；第三层，我们知道脱离了当下的环境，我们情绪的第一层与第二层都将不复存在。所以，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我们依恋着施虐的结构，从而从容开展某种较为复杂精巧的生活样式。
所以说，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为什么会在前南作家的作品中寻得共鸣。我飞快地阅读《疼痛部》和《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虽然缺乏南斯拉夫的历史知识（谢谢《边界的诱惑》帮我补全了这部分背景知识），却不妨碍我对作品中人物的处境付出巨大的关心。作者似乎在帮忙预演一个困境，一种夹缝中的生存，内在的极化被铺开，以前还能忍受的混沌的暧昧已经被现实断层为彼此分割的疼痛。
某种融合的实现，如果不是在强人逻辑下实现就是最优解。我猜这是柏琳深受诱惑的原因，如此可以不承受割裂的疼痛。但我们都知道不能”既要又要”。我佩服作者涉向复杂之地的勇气，却不觉得这种寻找有多光明的前景。我愈发觉得弥合裂隙是对弱者的PUA，为什么要弱者容忍，要弱者缝缝补补，付出巨大的情绪价值。我在前两年还觉得上野千鹤子的智慧迷人，因为她说如果结构性的困顿让我们产生分歧，在现实生活中我选择爱具体的人，但这个逻辑反过来也同样说得通。
如果结构性的困顿让我们产生分歧，在现实生活中我选择恨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