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娅和戈兰原本生活在萨格勒布，夫妻二人都是博士、教师。作为一个身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戈兰尽管在战争是中立派，但还是因为尴尬身份而失去萨格勒布大学的教职。他心中怀着悲苦、以受害者的姿态逃离了这个国家。
在我们苦难深重的前祖国，这种事发生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人身上——然而，这并不能使他的悲苦与心酸稍减。
两人去了柏林，后来戈兰得到了一个在东京的教职，而塔尼娅不想远离故土“我是西欧人，我用一种自我辩护的语气说，而且我不想离我妈妈和他父母太远。”于是夫妻分道扬镳，戈兰独自去了日本，塔尼娅则到荷兰寻找新的开始。此时两人应该都已经意识到，分开的根本原因是不再相爱：戈兰沉溺于自己的痛苦之中，失去了爱的能力，而塔尼娅也厌烦了这些苦难和他的抱怨，想要一个喘息的机会。
或许是没有受到战争带来的“具体的”创伤，塔尼娅此时仍旧保持着城市中产阶级的自负，以高傲的姿态踏上流亡之路。在柏林，虽然她做着保姆的工作，但她并不认为战争会使自己的阶级跌落。
大家一开始都是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但终究会回到自己的阶层，生活会继续，孩子们也会适应。
在荷兰，她是语言学讲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自己的学生。在她的眼里，来自小镇的学生们品味不高、喜欢的是赫尔曼黑塞这类“俗套”作家，都市中产知识分子的傲慢展现地淋漓尽致。在此后的近一年里，从亲近到疏远，她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主导着自己与学生们的关系。
他们的回答幼稚得让我吃惊。他们列出的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赫尔曼·黑塞，当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几部长篇：《悉达多》《玻璃球游戏》《荒原狼》。……他们的品味是由别洛瓦尔、维特兹、贝拉帕兰卡这些暗淡的地方小镇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达这样的作家，他从小就陪伴着他们，一点三手的佛教，一点新时代浪潮，一点素食主义，一点布考斯基，一堆摇滚，一点必读书目（能把教授糊弄过去就成），大批漫画书（藏在书桌底下），大批电影，一点主要是从电影而不是英语老师那里学来的英语。拼拼凑凑，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们追求的欲望，一有机会就去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或者更远的地方。
两个学期结束后，学生伊戈尔对塔尼娅的“复仇”，把故事推向了高潮。伊戈尔对塔尼娅滔滔不绝的一段“控诉”，是全书中我最喜欢、觉得最痛快的部分。在伊戈尔的眼里，塔尼娅是幸运的、天真的，更是骄傲自负的。在切实遭受过战争伤害的人眼里，塔尼娅将自己囚禁在虚无缥缈的痛苦里就是无病呻吟。这一段情节安排得非常巧妙，SM道具、浅浅的伤口、伊戈尔的情绪发泄和对塔尼娅近乎变态而又带着一丝暧昧的“报复”。
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没错。你自视甚高：你知道自己在一条烂泥河上，但你确信自己手里有桨：你确信自己有地位，有资源：男人（尽管他跑去了日本）、公寓（尽管里面全是陌生人）、图书馆（尽管你的书已经没了）、博士学位（尽管它可真是有大用啊）。在头脑的某个偏僻角落里，你确信生活会回到过去的样子。眼下的生活只是一次出游，一次你以为是自愿踏上的小小出游。你只要打一个响指，啪！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说得对吗？……那枚手榴弹——它将我们都炸烂了，炸成烂人，但你似乎觉得你比我们其他人要少烂一点，你将暂时的优越感提升为了自然定律。
对塔尼娅而言，此举虽然残忍，但确实达到了效果——
我突然抽搐了一下，吐出了一颗看不见的子弹，我从一开始就用牙齿咬住的子弹。一声有力的尖叫从喉咙里爆发出来，伊戈尔从头到尾都想哄我发出的那种尖叫。不过，他那时已经走远了，听不到了。
失业和来自伊戈尔的刺激，使塔尼娅开始对现实有了新的思考。她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大段独白也是本书非常触动我的部分。塔尼娅终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同时也终于卸下了自己的骄傲，开始学习荷兰语、找到了保姆的工作、渐渐融入荷兰这个地方。
如今，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乱草中，任何一分钟、任何一秒钟都可能钻出来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圈子……他们会像三文鱼一样逆流而上，但时代变了，河流变了，同伴也变了，变成真正向前看，不再认识过去的人，至少是对过去有不同认识的人……但是，走在路上的他们忘记了：将他们抛射到地表的灵活性、活动性和流动性恰恰留下了一群无名的、底层的奴隶……我的学生们似乎错失了上船的机会，我也一样。但只差了一秒钟。我们在那里，在那过于漫长的一秒钟里大张着嘴，错失了走进新时代的机会。我们现在只能忙个不停，只为维持现状。失败者心理已经扎根在我们的心脏，弱化了那里的肌肉。
我的身份不是难民，但与难民一样，我也无处可回。至少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或许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下意识地将别人的不幸变成了不回去的借口。不过话说回来，国家分裂、战火连绵不也是切切实实落在我头上的苦难吗？这还不足以成为我不回去的理由吗？我说不上来。我只能说，我从如今看来已非常遥远的过去出发，尚未抵达目的地。
塔尼娅必须要离开萨格勒布吗？戈兰失去了教职；有的年轻男孩被强制征兵；有人在战火中失去了家和亲人……这些人都遭受了切切实实的“苦难”，他们的离开都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可塔尼娅没有。南斯拉夫没有了，可是萨格勒布还在，她的家人还在。她没有把自己归为“难民”一列，她找不准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她不知道仅仅是身处在国家分裂、战火连绵职中到底算不算苦难，她只是想暂时逃离战乱和分裂，得到一丝喘息，这是她为自己找到的理由。
不同于戈兰的肉体和精神双重逃离，塔尼娅的离开并不彻底。也许是因为厄运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也许是作为一名语言学的博士、文学教师，她与故国和母语有着更深的情感羁绊，所以她只是选择了肉体上的逃离，但是精神仍深深扎根前南斯拉夫。或许她内心还有一丝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一切能回到战争之前？
很多人已在国内奔波许久，东躲西藏，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它只是一场暴雨，而非一场大火。
她把荷兰当成一个落脚地，用“低幼”来形容这个城市。一个流亡之人，用旁观者的眼睛去看这个城市——色情又幼稚，成人的迪士尼乐园，令人头晕目眩。我不知道荷兰是否真的这么割裂、“可憎”，还是作者单方面“将自己的噩梦投射到这座城市”。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到熟悉后的烦躁、孤独、厌恶、漫无目的地游荡、毫无头绪的胡思乱想，几个月之后，她还是将自己的脉搏调整到与这个城市同频，拼凑起破碎的心脏，渐渐回归生活的常态。
流亡的人必定是痛苦的，那留在故土的人呢？塔尼娅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回克罗地亚探亲。战争使年轻人的文学品味变得“低幼化”， 老年人亦是如此。塔尼娅的母亲曾经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如今却在幼稚浅薄的肥皂剧中麻痹自己。正是因为现实痛苦难捱，人们才会躲在无聊的娱乐中“杀时间”。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合上。此时的家乡也不是战前的家乡，回去只会更加迷茫。这让我想起《西线无战事》中的男孩，从战场上休假回家，迎接他的只是格格不入和陌生。战争，让他们没有去处、也没有了归路。
塔尼娅和学生们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一个层面上，“我们”是同胞——前南斯拉夫人；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大家都有不同的经历和立场：有的亲历过最激烈的战争、有的拒绝谈论战争、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学历不同、上学的目的不同、种族不同，塔尼娅的授课就像在雷区摸索前行，她选择了一小块安全的交集，就是回忆共同的过去。
塔尼娅终归还是自负的，这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所怀念的过去，正是一些人想摆脱的记忆，找回忆对一些受过创伤的人来说是残忍的。“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一直都在折磨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被你逼着回忆的学生们渴望遗忘？他们为了哄你开心才编造出回忆，就像巴布亚人为了哄人类学家才编造出食人传说？”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细节，在第一学期的课上，塔尼娅就发现“我最难处理的一个学生是伊戈尔。他的记忆让我惊讶：他对他绝没有可能经历过的事情有着最生动的回忆。”原来并没有什么“南斯拉夫基因”，我们都被伊戈尔骗了，一切都是他善意的谎言。这里也为后面两人成为同居情侣埋下了伏笔。
战争难民们涌入欧洲，大多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男人们喝酒、抱怨、在街上流连，女人们沉默、工作、维系着生活。塔尼娅和学生们属于相对体面的群体，对与同胞，他们有依恋，也有嫌恶，这种在心理上若即若离的情感，模糊了自我身份。大家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归属何处，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南斯拉夫？前南？克罗地亚？），更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荷兰？克罗地亚？其他什么地方？），虽然灾难没有落在每一个人头上，但在某些层面上，主动离开与被迫离开也没什么区别。国家不复存在，“我们的人”也并非都是体面，“我们”不仅要拖着自己的伤痛，还要拖着异国对“我们的人”、“我们的国家”的偏见生活。“在荷兰这里，他们又被污名为政治避难的受益者、难民或外国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子女、被巴尔干化甩出来的人或者野人。我们来自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创伤。”“我们的人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在这种处境之下，寻找回忆，躲进过去，甚至企图与过去和解，都无法获得救赎。
那么，该遗忘还是记住呢？时间自会给出答案。经历了这一切后，有人自杀了，“是的，一整波自杀潮”；有人变好了，乘着后共产主义的浪潮逆流而上，抓住了新的机遇；有人变坏了，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我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只知道自己躲过了子弹。”伊戈尔曾这样说。
有些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有些人不好——但也算是恢复了。就连疤痕都在消退。人人都有去处，有人发挥特长，有人勉力而为。生活发给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但每个人总能找到某个地盘。死者与失踪者有待清点，许多恶徒依然逍遥法外，许多瓦砾有待清理，许多地雷有待拆除，但尘埃已经落定。生活继续了下去，至少就目前来看，这对每个人都好。
“荷兰的平原是好的；它们就像当年学校里用的吸墨纸；它们吸收了一切。”“我们的人”带着各自的疼痛继续生活。疼痛时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