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膛手杰克一案的厌女症表现在：
1）这是一起以女性为针对对象的女性嫌恶犯罪，凶手专门猎杀、虐杀女性；
2）媒体迎合大众，对受害者的污名化（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受害者都是从事卖春行当的妓女），“开膛手杰克专杀妓女”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有罪论；
3）在所有对受害者的污名里，妓女或生活作风放荡是最被传播最广的。通过圣母/娼妓的二元对立，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越轨的人，理应受到惩罚；
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就是这样，对于罪犯，人们热衷于从社会面、原生家庭来剖析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热衷于去分析“犯罪为什么会发生？人为什么会堕落成罪犯？”而对于受害者，他们兴致缺缺，只是简单地认为“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幸地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但情况真的如此吗？
就算是无差别犯罪，女性受害者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男性。针对女性的嫌恶犯罪一直在发生，但从未被重视，因为女性从来不是叙事的主角。只有在女性罕见地充当凶手，或者女性受害者身陷桃色绯闻时，她们才会暴露在镁光灯下，成为大众的谈资。
距离开膛手杰克案件发生至今，已过去百年。受害者们不仅被拿走生命，拿走尊严，还被拿走了名字。
以讹传讹，她们被默认为是堕落的妓女，失去了「人」的资格，只能依附犯罪者存在。在每一个于开膛手杰克有关的叙事里，她们都被一遍遍地虐杀，开膛破肚，衣不蔽体。
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入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作者不仅仅局限于从海量史料中还原被开膛手杰克残忍杀害的五位女性的生平经历，更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她们生活的社会现实和重重壁障。
如果说开膛手杰克是拿走她们生命的主犯，整个社会的厌女症则是把她们推到开膛手杰克面前，成为待宰羔羊的帮凶。
不管是本书中所重点介绍的5位受害者（玛丽·安，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凯瑟琳·埃多斯，玛丽·简·凯利），还是其他出生底层的维多拉亚女人。生而为女，就是原罪。
生而为女，意味着她们的重要性远不如她们的兄弟，也永远挣不到和男人一样的收入。所以教育是没有必要的投入，照顾更小的孩子、洗衣擦地、做工补贴家用就是这些女孩的童年生活。
一旦她们年满14岁，就可以离开家庭从事全职的家政服务。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后，她们有望成为一名厨师、管家或是贴身女仆，在地位和尊严上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她们有望通过工作认识虽然仍属于同一阶层但经济条件更优渥的异性，从而进入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完成最重要的使命：成为一名好妻子和做一名好母亲。
不幸的是，阶层的稳定需要牺牲一部分群体，女性生来就是被牺牲的。
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
无法独立养活自己，只能结婚依靠丈夫生存，女性背负的生儿育女的使命，一年一胎让她们更加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留守在家中继续生孩子……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
既然是家庭的核心，女性的品格必须确保无暇。女性面临着严苛的道德和性的纯洁性标准。
为了补贴家用，伊丽莎白去雇主家充当女佣人，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然而不幸的是，就像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苔丝一样，年轻的姑娘受到了雇主家男性的引诱，伊丽莎白怀孕并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无论哪个时代的男人，与女佣发生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对于来自主人，或是主人的儿子、亲兄弟、表兄弟、朋友、父亲的求爱，无论女佣迎合与否，在许多情况下，结果只有两种一一要么孤身一人面对强迫、威逼，要么在两情相悦中放弃原则。
性的双重标准还表现在，男人可以从关系中轻松脱身，而女人的生活却因此变得一片狼藉。
孤身一人还怀有身孕的伊丽莎白，被警察粗暴地盖章为“妓女”。
当一项制度将设限“放荡成性”的妇女与那些确凿的妓女同等论处，其后果之一便是两者陷入同样的命运。一旦一名妇女出现在警方的登记册上，她就别想找到体面的工作了。若要维持生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身她被指控从事的职业。
玛丽·安的悲剧则在于，丈夫出轨后，原本过着体面生活的她快速堕落到了社会底层。
尽管并非过错方，但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就意味着失败，更不要说那个时候玛丽·安和丈夫孕育有多个孩子。离开家庭，放弃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玛丽·安在社会面上已经被视为是道德败坏、伤风败俗的坏女人，等待她的将是贫困和进一步的堕落。
首先，她没有办法和丈夫解除婚姻。在那个年代，离婚需要支付昂贵的法庭费用。即使波莉有钱支付离婚的费用，在1880年，光凭丈夫出轨这一条理由，妻子也是无法结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与之离婚，女人却必须证明她的丈夫还犯有通奸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乱伦、强奸或虐待。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标准被写人了法律，男人被允许纵情声色，只要他不强奸佣人、不与亲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时候不下死手。
没有办法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玛丽·安不得不找到另一个可以倚靠的男人，但她身上“已婚”的镣铐，注定这段关系是背德的、非法的、不能见人的。玛丽·安在离开丈夫后的所有男女关系都被认为是通奸行为，结合生下的孩子都被认为是私生子。无法过上稳定的生活，让她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又分开，从一个街头流浪到另一个街头。
于是理所当然的，她也被打上了“妓女”的标签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话动的情況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 “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一一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
在保守的道德社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清白的、干净的好人家姑娘不应该在夜里外出，不应该酗酒，不应该流落街头。
是妓女又怎样？不是妓女又怎样？对于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凶杀案，人们除了热衷于猜测真凶身份外，就是对受害者进行道德上的审判。圣母/娼妓的二元分立，已经壁垒分明到有人将开膛手杰克视为是“卫道士”，一位专门猎杀妓女的正义杀手。被性化的女人，被打上妓女烙印的女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她们被污名化为妓女，因为这可以让开膛手杰克这个故事变得没有那么可怕。“被杀者只是妓女”可以借此提醒每一位淑女确保自己的清白和干净，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道德训诫故事，虽然略带浓重的血腥气味。
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容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 1888 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疆化了这样的概念一—“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
是时候，把受害者的名字从开膛手杰克的手里、从这个厌女症社会的手里夺回来。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
请记住她们的名字，她们是——玛丽·安，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凯瑟琳·埃多斯，玛丽·简·凯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