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十二岁的岳母春香决定和我们一起深漂时，我们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两年多，会经由她的引领，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圳。
岳母识字不多，也不会说普通话，却自带观察和表达天赋，从不怯于用方言与人攀谈，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能自动听懂她的话。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也是一个“红火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喜欢交朋友，捞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刹都刹不住。妻子小满这本书中的很多“金句”，就是从她嘴里直接“搬”过来的。
2020年国庆节前夕，一到深圳，岳母观察的雷达就开始启动。特别是在商场找到保洁工作后，晚上回到家，总要给我们讲述她当天遇到的新鲜人和事，分享她的发现和感想。妻子小满一边听，一边补充提问，并鼓励她继续观察。慢慢地，备忘录中记录、积累的素材越来越多，小满就把它们梳理成篇。很快，她写下来的那一篇篇记录，就开始呈现出它们自身的意义了。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们从岳母的个人经历和视角，逐渐看到了深圳保洁员这个庞大的群体，看到维持这座超级城市运转的各个细节背后的人，以及这个群体背后公共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在深圳这个干净整洁的超级城市，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洁净的公园、商场、写字楼、厕所背后，常常是由一群人的过劳在维系的。造成这种过劳的原因，既有清洁公司因为持续缺人或降低成本而让员工上连班（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且无休息日），也有保洁员为了多赚钱主动打多份工。可以说，这种过劳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合谋，是“时间就是金钱”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在老家，他们连这样赚钱的工作机会都没有。
如果打开往里看，保洁员面临的共同难题还有更多：养老保障问题（绝大多数都没有五险一金），子女的教育、成家问题，孙辈的抚养问题，落户问题，家乡不断萎缩乃至消失问题等。
这些观察和写作，也让我们对方圆两公里内的“附近”，也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体认和互动交流。就像一把探测仪，切入保洁员、环卫工群体，切入公务员、金融金领和白领，切入小区垃圾房，切入我们平时常常忽视或无法深入沟通的人。
除了为基本生活而奋斗的大多数情况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保洁员中的“异类”：从儿子家中“出走”，避开婆媳矛盾，享受个人自由的木兰阿姨；工作日做保姆，周末跑全国旅游，希望在大理独自终老的雨虹阿姨；还有财务自由后，为了避免沉迷打麻将输钱，选择用保洁填满时间的茉莉花阿姨……
我们也透过岳母的眼睛，看到了因工作做不出来而急得频繁蹲厕所的公务员男生，看到了工位下头发越扫越多的年轻女孩，看到了不敢怀孕的焦虑职场女性，看到了埋头写稿汇报、好像要被电脑吸进去的忙碌打工人……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和小满这样的白领，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可以不用再整天为吃的发愁。但当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俯瞰，大地上到处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父辈和同龄人。如果从更高的视角看，我们的挣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领域和程度略不相同而已。
系统中的每个生命，似乎都有自己的磨盘。小满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们发现和认识这些磨盘，并从中获得思考和领悟的过程。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把对一个地方和人群的体认，称之为“挖”（Dig）。“挖”纽约，“挖”洛杉矶，“挖”墨西哥……比照来看，岳母和小满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别人。
她们俩有一种天然的真诚和亲和力，通过理解之共情，让受访者放下防备，袒露心怀。甚至把很多从未对家人讲过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觉中都说给了她俩听。
“挖”故事的过程就像挖笋。微微凸起的表面迹象，需要用正确的方式，顺着仔细梳理，才能挖到完整的“笋”。有的故事扎实饱满，让人惊喜或久久叹息。有的则因为讲述者时间匆匆等原因而显得浅脚浮根，或是挖到一半就断了，深处的根，仍留存在土里，无法示人。
剥开层层笋叶，故事的内核才得以展现。这些故事反过来也在给我们提供营养，让我们看到更广大的人群的故事。在聆听和书写的过程中，和他们一同悲欢沉浮。视野心胸放宽后，一些小我的执着和纠结也就自然放下了。
岳母刚来深圳和我们同住时，我第一次见识到一种高分贝、高能量，表面紧张激烈、如火山般一触即发，内里又互相高度依赖乃至依恋的母女关系。通过两年多的记录与“合作”，特别是对母亲打工史的深入了解，小满逐渐理解了分歧和冲突的原因，母女俩的争吵也越来越少。
更具体的是，她俩和很多保洁阿姨都已成了朋友，关注着彼此的动态。有时在街头偶遇，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安慰。
特别是对小满，有时隔了几天没见，有阿姨就会问岳母：“你家‘千金’最近怎么没过来玩啦？”这种互相牵挂和念叨，在陌生的大都市里，弥足珍贵。
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矿。小满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岳母和保洁员版的“人在深圳”。
可以期待的是，母女俩的“挖”故事之旅，仍将继续。因为岳母已经笃定：“我不回老家了。”
注：本文是《我的母亲做保洁》后记，写于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