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众多现代性的解剖者中，鲍曼是最早、也是理论最清晰的一批学人。而相比于前一本《将熟悉变为陌生》，鲍曼的视野则随着对“自我”概念的讨论逐渐聚焦起来，并在与瑞恩·罗德的思想碰撞中显出了自身理论的影廓。相比于将视野放诸统治性结构、探讨现代性对“人性”影响的宏大理论叙事，鲍曼的身份在此时更像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不遗余力地将不可捉摸的社会现实与情绪“在地化”，并驱使着每一个读者进入他给出的例证。
对于鲍曼而言，自我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这与其“流动的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也异曲同工）：它需要被言说，需要在他者的审视下遮遮掩掩，也需要在看似自由但有时“命中注定”的选择中挑拣。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对谈与其说探讨的是“自我”的型塑与后果，更不如说探讨的是其背后隐而未宣的“宏大叙事”——随着现代性在经济、文化场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它不仅成为了人们在描绘自身境况的模糊指称，而甚至在鲍曼与罗德的笔下被总结为了统摄性的逻辑：现代性据斥对世界任何的模糊化表述，期待着可预测与无限的进步，并且依照自己的逻辑为体系内的所有人贴上标签、分配角色。
正如鲍曼所说，现代性的核心症结，也恰恰在此：
只要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一种“没有我们，世界就会洪水滔天”的感觉，人类的存在就是现代的。这意味着，只要向所有矛盾性宣战，向特别容易产生矛盾和特别抗拒“秩序”的领域宣战，只要这种负载着分歧与不和谐意义的“模棱两可”地带成为禁忌（这是利奇的提议)——换言之，只要这样的地带被抑制或被消除（若可能），人类的存在就是现代的。在一个浸透着现代精神的世界，使人类获得舒适愉快、宾至如归之感(chez soi)是一项人性的任务。人性的——太人性的。也只有人性。
我们现在或许已经很难分清“模棱两可”的本真生活与“边界分明”的现代性框架哪一种更加让人恐惧——我们很有可能在前者所预设的不确定性中感受深渊般的黑暗，也可能因为选择的空间被压缩而直呼现代的世界是一种“制度的铁笼”，或许正如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所给出的批评一般——自我实现本就是一种神话，而一旦我们将自我清晰地言说出来时，现代性便会用自己特殊的算法将我们的身份网罗至某个适合该制度的点位，进而让自我“尽情地燃烧”，在表象的自由中驱动进步的蒸汽机。
但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我们逃离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况吗？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不仅是对个体如此，对于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如此。每一个自我在言说的瞬间，都会被世界吞没，被虎视眈眈的他者凝视，被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标定价格。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或许确实应该遵循帕斯卡尔的箴言，将现代性视作一种需要我们需要谨慎参加的“仪式”，并且尽量减少那种为自我“祛除模棱两可性”的行为，压下将自己分门别类的冲动——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我们反而更加需要一种“流动不羁的自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