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译稿完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当我坐下来写这篇译后记时，一些画面仍不断重现⋯⋯一个男人，站在高高的海堤上，群鸟纷飞，在他脸上投下瀑布般的倒影。北海辽阔无边际。那个人走在旷野，那个人等在河谷，那个人躲避着农场上充满敌意的眼睛，缓慢，安静，没什么表情，忽然就过去了十年。
或许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他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天，一对迁徙至英格兰东南沿海过冬的游隼，写自己日复一日的追逐和毫无节制的沉迷，写每一场惊心动魄，每一次稍纵即逝，写他目光所及所有的恐惧难耐与满怀柔情，写他桎梏人生无法排遣的羡慕与哀愁。这些文本充满了一种巴洛克式的繁复与精致，但他的叙述始终是寂静的，仿佛因害羞而欲言又止，仿佛担心自己这不堪的人类的思绪会搅扰鹰的自由。像岩浆潜涌在地底，他将心事都克制在万物的细节里。你要足够寂静，才能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鸟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成为鸟的书。关于一个人，渴望成为人以外的存在，怀着对整个自然世界的悲悯与渴求，以及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厌弃和疏离。
“我一直渴望成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到最外面去，站到所有事物的边缘，让我这人类的污秽在虚空与寂静中被洗去，像一只狐狸在超尘灵性的冰冷的水中洗去自己的臭味；让我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回到这小镇。游荡赐予我的奔涌的光芒，随着抵达消逝。”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人，他一生都没有走出他的埃塞克斯。作为一个人，他平淡无奇，他近乎隐形，事实上，英语国家的出版人们在他去世多年后才获悉他的全名：约翰·亚历克·贝克（John Alec Baker）。他是土生土长的埃塞克斯人，一生都生活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乡村小镇的切姆斯福德。他所受的正式教育于1943年结束于切姆斯福德爱德华六世中学，当时他年仅16岁。可能唯一具有自传性的情节是，他在完成这本书后即患上重病（也有说法是他是因为病重才决定写下本书 ）：类风湿关节炎，并最终死于缓解关节疼痛的药物所引发的癌症。他从未在书中坦言自己患病的事实，但最粗心的读者也能感受到他正在遭受某种折磨，精神上的，肉体上的。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透着一丝灰暗，甚至是一股死亡的气息，他对微观细节的感知似乎也因此更加敏锐。这个一心想要站到世界的最外面的人，这个渴望成为鹰并且用尽全力去成为鹰的人，却只能用整个余生在病榻上仰望，然后默默消失在世上。
某种意义上说，游隼和他确有着悲剧性的连接——死亡。这本书是他写给自己的挽歌，也是给游隼的挽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英国，正是对游隼而言最晦暗无光的时期：农药的使用极大地减少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及北美的游隼数量，这一自然界最强大、最成功的掠食者之一，竟一度濒临绝迹，而我们的作者对此无能为力。游隼就是他自己。在他内心深处，猎人早已成为他所追捕的猎物。游隼那恣意翱翔、无畏无惧的场面曾经给过他多少慰籍，后来就给了他多少无望，一种不相信事情还会有转机的无望。四月，最后一只游隼的离去，就像唯一的同伴也要告别一样将他掏空。
但他的叙述仍然是寂静的。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辽阔、空旷得多。作为一本日记，他的确极尽笔墨，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只是作为记录者的他，内心却常常陷入一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空无。他目睹了太多大地上的悲欢离合，偶尔也恐惧得失去骄傲，但他又是那么的确信，确信再大的惊恐、喜悦、喧嚣、悲痛、死亡……最后都会随日头落下，被黑夜覆没。而明天又是鸟鸣不断的清晨，昨日甚至不能凝固于记忆，就像生命本身。这日记一日一日，仿佛已持续了一万年，还将要继续一万年；这是一九六零年代的冬季，也是所有的任何的冬季。
我想，寂静是他对人生作出的最无力的反击。而翻译这本书，也是退去现实的高烧，尝试理解一颗寂静主义者的心。即使最后没有几个人愿意读完它，这种退烧对我而言，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李斯本
二零一六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