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
这首诗是苏东坡在生命尾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他以为自己会终老海岛时，却以六十五岁的高龄熬死了二十五岁的皇帝，在政权交接的缓和期得以北归。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诗用平静的语气，颇具禅意的用词，将一生流水娓娓道来，却在读者心中激起无数涟漪。
东坡的大名是个中国人就知道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后人对于其诗词的评价也好，文章品行的赞誉也罢，都有“神化”的嫌疑，真实的东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自己时代圈子里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眼中的政治与党争、被贬谪千里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忽略了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东坡，特别是作为一个士人、有点管不住嘴又有点诙谐不正经的读书人而存在的东坡。东坡性情豪爽，口没遮拦，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因为其敢说敢言的真性情而喜欢他，也因大嘴巴而降祸；他凡事缺少耐力，修禅修道都不得长久，常常耽于酒食半途而废；他为人正派，感情细腻，既能深情地怀念亡妻：“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也能倾心于侍妾朝云的美好：“好事若无间阻，幽欢却是寻常。一般滋味，就中香美，除是偷尝。”他曾鲜衣怒马，得到高才大德的赞誉，年纪轻轻受到皇帝的赏识，期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在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中郁郁不得志，甚至在晚年被一贬再贬，一次比一次往南，一度以为会客死海外。
如此多的特质与经历浓缩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人即使没留下什么成名作，一生经历也足够精彩。更何况他是苏东坡。而这本书会带我们走进东坡的一生，让我们跟着这位眉山走出的少年，去历经各地品味人生。
政绩
苏轼是位大文人，也是个好官。虽然王安石曾经嘲笑苏轼，“纵横之士流亚”、“轼虽高才，但所学不正”，认为苏轼只会些纵横之术，理论不成体系，只能以巧舌服人，写文章纵然是一把好手，却不是办实事的料。王安石性格倔强自负，对苏轼的胸襟抱负理解地未必狭隘了。因为苏轼出身平民，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性格虽然豁达，但对民生细节却把握地十分精确。在京时敢于直言进谏就不必多提，身处地方时还不断积极建设，造福一方，至今留下了不少传说和遗迹，古今名人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初仕凤翔时，苏轼便上奏请求让衙前自行选择水工时间，从而降低了筏运木材的风险，大大减轻了人民劳役的负担。到了杭州、密州任上，治理蝗灾、兴修水利、缉拿盗匪，密州多有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一路巡行，亲目所见，心实不忍。于是就用赈灾剩下的几百石米作为本钱，凡是养不起婴儿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已生，就不会再被弃了。及知徐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漫城，满眼一片汪洋。苏轼劝阻富户出逃，率民众兵丁昼夜加固堤防，夜宿城上，直到七十天后大水才退去。事后苏轼心有余悸，上书中央整饬水防，随后增固城郭。府廨内有传闻为项籍所建“霸王厅”，据说谁进去使用必有祸端，苏轼恶其淫名，将其拆除后剩余材料于加固的东门上建“黄楼”。
第二次到杭州赴任时，杭州先旱后雨，正面临粮食短缺之害。苏轼未雨绸缪，先奏清降低税米作为平仓粮，紧跟着以工代赈，疏通水利。并请朝廷颁发度牒，一边买粮救济，一边得钱修缮官署危房，可谓一举多得。苏轼做事之思维缜密，灵活多变由此事可见一斑。在杭州任上，苏轼还办了不少利民百年的好事：重修六井，让老百姓有水可以喝；疏通西湖，去除葑草，使杭州城内的淡水有地可存，消除水患风险，苏轼将挖出来的泥筑成一道长堤，这便是至今我们仍能在西湖见到苏公堤。同时苏轼还在杭州兴修水利，可惜在任太短，很多想法不及实施，但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参考的整治措施。
政治
借李一冰先生的话说：“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神宗朝王安石执政时，为求富国强兵，变革经济，大兴青苗、市易等新法，苏轼虽知大宋立国百年、承平日久，需要变革，但也认为王安石变法太过急功近利，加上他以百姓为出发点，知道新法在落实阶段的种种问题，怀着“深思治乱”之心，作《上神宗皇帝书》，直指新法之弊端。后续作《再上皇帝书》，直指谄谀之人，将王安石等新党派得罪了个遍，被诬告丁父忧服丧归蜀之时，沿途冒差借兵运送私盐、苏木盈利，被排挤出京，通判杭州。辗转多地后，经历王安石、吕惠卿多朝，朝中局势风云变幻，苏轼再次成为了党争的靶子，在刚赴任湖州之时，落入乌台诗狱，九死一生。侥幸得免，被贬黄州，惊魂未定的苏轼不得已放下政治抱负，怡乐东坡，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黄州四年后，宋神宗对苏轼念念不忘，仍有启复之心，决意将苏轼迁往汝州。及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既薨，年近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是为宣仁太后。宣仁太后启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宣布恢复旧政。这两位拟用的人员名单里均有苏轼之名，加上宣仁太后记得仁宗、英宗对苏轼、苏辙的喜爱和神宗最后对苏轼的回护，打算启复苏轼。元丰八年自登州入京到元祐四年自陈乞郡的三年，是苏轼得恩最重的三年，但这三年他同样也深陷党争之中。回京后，因司马光恢复差役法，而面陈利弊与之争辩，见罪与司马光和他的门下“朔党”，在司马光故去后更是被朔党排挤；司马光逝世时恰逢祀典，程颐拦着众官员，以《论语》“哭而不歌”不让大家去司马府吊唁，苏轼早就看不惯程颐迂腐的做派，出言讥讽，得罪于两程的门下“洛党”。苏轼说白了是个文人，不是个政治家，一心只想回报圣恩，有什么说什么，是个自由的理想主义家。但此时的汴京权力更迭频繁，上台的要打压异己，在野的想找机会翻身，人人早就不为了国事而一腔热血，在这种尔虞我诈的名利场里，苏轼被扣上了“蜀党”领袖的帽子，面对这个深受圣眷又名声太大的愣头青，大家都想将之赶出中枢。于是在多次弹劾和罗织罪名之下，纵使宣仁太后对其十分信任，苏轼仍决心离开这个权力场，请求外派。宣仁太后明白留苏轼在中央会让他遭到不断的冲击，只得同意了他的祈求，外知杭州。出知杭州之时，太皇太后以执政之礼待之，诏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这都是加殿阁衔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宠赐，足见苏轼在宣仁太后心中的地位。
在杭州所待不过两年，又被宣仁太后招至京城，此时的京城波谲云诡，一场风波正在酝酿。在位的刘擎为排除异己，指使赵君锡等以神宗去世时所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一句弹劾苏轼对先帝大不敬，苏轼为避祸请求外放，宣仁太后不得已同意了他的请求，先后知颍州、扬州。随后不满一年又请召至京，但此时宣仁太后已近油尽灯枯，政权交接之时风云激荡，哲宗早就对祖母垂帘听政感到不满，连带对元祐朝的大臣也心生厌恶。苏轼三年两次赴京，早已明白此时的政局早已混乱不堪、山雨欲来，既然请乞一郡得不到允许，便自请戍边。宋朝重文轻武，文官整治边防被认为是从了下品，但苏轼人弃我取，认为纵使在边境做些实事也好过将大好生命白白浪费在京城的尔虞我诈之中。在哲宗亲政后，苏轼便出知定州。
到定州之时，京城之中孕育的政治风暴终于开始了，以雷霆之势席卷了政坛。宋哲宗改元绍述并恢复熙宁新法，重新起复新党大臣，任用章惇为相。这些新党在野蛰伏已久，一上台便大张旗鼓，扫除异己，利用年轻皇帝尚未成熟的叛逆心理，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在北方戍边苏轼。因此苏轼又因陈年旧词而获罪，被贬英州，中途又改贬惠州。此时的他早已看破人生，并无一字为自己辩解，安然接受了这个结果，但章惇等人仍不甘心，决心要将他置于死地。宋不杀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训，没有人敢于违背，章惇等人看到苏轼在惠州三年过得并不艰难，当地官员对其礼遇有加，又新建成白鹤峰宅邸，故而进一步将其贬至儋州。到这个飘摇海外的孤岛上，苏轼及其家人都认为，此生怕是要交代在海外了。谁承想，六十五岁的苏轼竟然跑赢了二十五岁的宋哲宗，元符三年哲宗病逝，在一番权力博弈之后，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苏轼也得蒙大赦，返回大陆，一年后逝于常州。宋徽宗上台之后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政策的缓和期，徽宗一开始也想缓和党派矛盾，走中庸之路。但不多久，政治指针便倾向于新党，及蔡京为相，徽宗命其书党人碑，元祐诸臣再度成为讨伐的对象，苏轼身后也随着徽宗的政策而再度成为反面典型。苏轼从海南北归到逝世的这一年，是上天最后一次对这位大文豪的眷顾。
游与安
为官一方则心系百姓谋实事，贬谪外地则纵情山水享美食。苏轼为人洒脱，对山川人文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京通判杭州之时，恩师欧阳修曾为之引荐一僧人，并说“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那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在杭州时身为通判，要上承下效，执行新政安排，另外中央派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有不少是监督新政落实的浮沉利禄的俗吏，与之交往实违本心。幸得杭州有西湖美景，僧寺之盛，冠于全国，官务俗事之余，畅游山水倒也怡然自得。“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自此，西湖之名由此而定，西湖美景更添了一抹独属苏轼的文化气息。
被贬黄州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经历过“魂飞汤火命如鸡”的乌台诗狱后，劫后余生的苏轼心态发生了转变。虽然仍心系社稷，但害怕祸从口出而不敢诉诸于纸笔。既然被贬黄州，此生的政治生涯大概率已经结束，不如就安心做一黄州老农。一路来黄州时，看见黄州城外江浒群山上，连绵不断的尽是竹林，俯望绕郭长江风平浪静，苏轼此时心里便在盘算：“这地方竹林那么多，竹笋一定很香很嫩，长江里活活泼泼的鱼鲜，不愁吃不到。吃的既然有了，其他都好办。”黄州四年，平平无奇的黄泥坂也充满了故事，城东门外的一片荒地被他改成了东坡，在东坡上建了一处房子，建起来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雪，他就在房子里四面墙壁上都画上了雪，所以这栋房子取名“雪堂”。东坡居士之名自此而来。黄州有一赤鼻矶，传闻为三国时赤壁之战旧址，苏轼多次畅游此处，写下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后人考证此处并非赤壁之战旧址，但由于苏东坡之名，此处便以文赤壁之名而闻名于世。其实苏轼不知道这里并非是古赤壁吗？非也，既然都是“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姑妄言之，借历史与景色一舒胸臆罢了。
多年前苏轼新中进士时，参加进士及第宴与同年蒋之奇相谈甚欢，听他讲家乡宜兴的风土人情，心向往之，相约退休后到宜兴比邻而居。后来通判杭州市苏轼曾前往常州赈灾，一入常州顿觉豁然，但直到从黄州离开时，苏轼才托人在宜兴置办了田地，从黄州蒙圣恩迁汝州时上表陈情，希望定居常州，终在宋神宗去世前一个月获得恩典。苏轼是位老饕，常州的河鲜令其食指大动，最喜有两种，一是鮰鱼，二是河豚。可惜鮰鱼多骨，河豚有毒，但这仍挡不住老饕苏轼的好胃口，苏轼嗜吃河豚是出了名的，曾有名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贪恋美景美食，本欲终老江南，谁料随着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吕公著和司马光重新回到台前，苏轼再度得到启用，忍痛放弃自己的田园美梦，怀抱济世之心重回宦海之中。这一走，就是跌跌撞撞，再做归老阳羡美梦之时，便是他从儋州北归，油尽灯枯之日。
及被贬至惠州之时，苏轼写给弟弟的信里谈的竟然是如何啃食羊蝎子。惠州地处偏僻，每天只杀一只羊，羊肉都被仕人买去了，苏轼也不与人争抢，就嘱咐屠户将不要的羊脊骨留下来。这样每隔几天，苏轼就能一饱口福，还特地研究了羊脊骨的吃法：先用水煮熟，然后炙烤，撒上盐，简直是人间至味。到了海南岛，本地的集市要五天才有一次，但肉菜不好保存，苏轼就学着当地人吃蛤蟆、煮山芋、烤生蚝，依旧怡然自得。
学问
苏轼年少拜见欧阳修之时，就被欧阳修当成是自己的接班人，其在文学诗词的造诣自不必多说，相信作为中国人也不用再多了解他在文学的伟大。
但其实苏轼不仅仅是作家，其思想学问在文人中也颇有影响，代表着“蜀学”这一学问或思潮，是当时诸多学派中的一家，可以与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程题程颐兄弟的“洛学”抗衡。如推崇二程的理学家胡宏认为，宋代经学诸派中王安石的学说“支离”而不全面，欧阳修的学说浅薄而不精深，苏轼虽然“俊迈超世，名高天下”，但有战国纵横家习气，“不得其雅”，只有程氏兄弟才是孔孟儒学的正统传人气，四川士大夫员兴宗认为洛学(二程兄弟学说)、蜀学(又称苏学，指三苏学说)、新学的优劣各有所长，蜀学长于经济，洛学长性理，临川学(王安石学说)长于名数。可见在南宋初期，各学派又开始竞争，而蜀学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南宋宋理宗将理学定为正统后，蜀学和新学逐渐式微。但其实细究下来，王安石和二程的思想基础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可以从理论经典中总结出一套完整有效的思想体系，这是一套可以来解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真理，任何人都可以套用这套真理模板去解决任何问题。而苏轼认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真理存在，任何事情都是要一事一议，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灵活多变，颇有点辩证思想的意味在里面。他认为二程那套东西太迂腐，讲道理可以，做事情不行，所以他晚年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程朱理学讲究的“天理性命”是一套普通文化人也能师徒相传、开枝散叶的理论，南宋、元、明清的朝廷或官僚都予以提倡、支持，因为这套学问很系统化，从哲理说法到日常修养、礼节行为，有一套实践操作方法，无论贤愚都可参考执行。而苏学主要是苏轼这位天才燃放的智力焰火,没有系统烦琐的哲学理念可供研习，也不强调日常修养有何必然门径，常人可望而不可即，最多学学诗文作法而已。因此，三苏身殁，他们的学问也就衰微，谈不上有门派传承。
章惇与苏轼
章惇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起初两人关系十分要好。苏轼出仕凤翔时，章惇为商洛县令，与苏轼同游仙游潭。谷中两岸万仞绝壁，中有一独木桥，章惇邀苏轼去对面山壁题字，苏轼不敢过，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章惇说你不去我去，平步过桥，题字：“苏轼章惇来”，平静而回。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子厚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答“能拼自己命的人，就能杀人。”
谁知一语成谶，晚年要追着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正是这位昔日的好友加同年。乌台诗案爆发时，苏轼获罪入狱，章惇不仅为他在朝堂上痛斥宰相，在苏轼被贬黄州孤立无援之际，也只有章惇屡屡去信安慰。但绍圣元年章惇拜相后，个人权利达到顶峰，上任之后他开始肃清旧党，苏轼当然未能幸免。而且章惇对自己的这个老朋友异常狠心，不但劝说哲宗对苏轼苏辙等旧党永不录用，还发出一张张贬谪令，让苏轼一路向南流离，风餐露宿，妻离子散，直至到了海南儋州，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旧党残余在南方瘴气之地客死他乡。大部分旧党大臣就这样死在了颠沛流离中，若不是哲宗病故，恐怕连苏轼苏辙等寥寥几人也无法活着北归。
徽宗即位后，因章惇在择定储君时支持简王赵似，被贬雷州。苏轼北归时民间盛传他要北归执政，章惇之子章援写信给苏轼希望他不念旧怨。此时的苏轼看政坛斗争为梦幻泡影，早已放下恩怨之心，回信讲拜相之事只为误传，提醒章惇多备药物以应对南方瘴气并传授道家养生之术。苏轼心境豁达，以德报怨，其性格可见一斑。
王安石与苏轼
王安石与苏轼初识于汴京，同拜于欧阳修门下。其时苏轼苏辙刚中进士，还是小辈，主要跟着老父亲苏洵去见世面。而苏洵与王安石向来不对付。一次欧阳修举行宴会，苏洵与王安石都在坐，席间八人分别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为韵脚作诗，王安石为显示自己的能耐，写完自己的“惟”字韵后又作了一首苏洵的“而”字韵，令不善作诗的苏洵有些难堪。嘉佑四年王安石入京后名声大噪，他的学说思想也得到大肆传播，隐隐有压过欧阳修的势头，该年王安石的母亲病逝后，汴京的士大夫纷纷前去吊祭，只有苏洵没有去。苏洵注意到王安石有如此声望，未来可能位居执政，于是写了篇《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其中指出王安石不讲卫生的故事，其他人认为是不拘小节，苏洵认为是虚伪做作，并预言到要是王安石当上执政，必将危害国家。
及英宗逝世，神宗即位，神宗不满宋朝受到辽国与西夏掎角之势的压迫，亟需富国强兵，兴起一番作为。王安石得到重用，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始了，也拉开了新党与旧党的之争，一直到北宋南渡时党派之争仍余波未平。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好的，但过于求速。且王安石为人高傲，刚愎自用，无法接受不同意见，因此身边围绕着一群附和谄媚之人，让新法在落实的阶段变本加厉，逐渐变味，反而成了某些官员上位的踏脚石。如上文所说，苏轼先作《上神宗皇帝书》，直指新法之弊端；后续作《再上皇帝书》，直指谄谀之人，将王安石等新党派得罪了个遍。在王安石眼中，必不能容他，故而侥幸逃过谢景温诬告一案后，苏轼通判杭州，自此在外为官，远离中枢，直至多年之后神宗逝世才有转机。当然在苏轼在外为官的这段时间，中枢内的权力斗争也没有停下，王安石变法树敌太多，又识人不明，政策落实流弊丛生，朝中内外多有怨言，被反复弹劾，几经起复，终于在其长子王雱病故后，心灰意冷，辞去宰相，外判江宁府。
九年后，苏轼从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时，路过金陵，王安石早已在此隐居钟山，闭门谢客。当年的现实政治，曾使王、苏二人隔阂甚深，误会重重。但至罢政闲居以后，苏轼已在黄州，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欣赏起来。
苏轼到金陵后将自己的部分作品抄送一份寄给王安石，还没等到前往拜见，王安石已经骑着驴，来江边苏轼停泊的地方找他了。苏轼来不及冠带，出船相迎：“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礼岂为我辈设者!”安石洒然笑答。
这两位曾为政敌的同时代文学巨匠，各自经历过宦海浮沉并退出政治旋涡后，终于一笑泯恩宠，谈论诗歌引为知己，无一句涉及时政。彼此之间再无新旧党派之别，而以先辈后辈之礼。期间王安石建议苏轼于金陵置地，两人做邻居，苏轼也积极寻找有没有卖地的人，但终无所获。双方在金陵交游一月余，但苏轼不能久居于船上，只得告别。此别之后两人再未见面，两年后王安石病逝。
苏轼与王安石两人还有一段惊人的巧合：苏轼较王安石小十五岁，两人都是二十二岁登第，享年也都是六十六岁，两人的人生轨迹一直相差十五年。
这是我看的第一本苏东坡传记，与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前后脚开读，这边已经读到被贬儋州，翻开另一本却刚刚初仕凤翔，有一种时空轮回的恍惚感。林版的《苏东坡传》还未看，相对于李版充沛着炽热的情感来说来说，这一版《孤星之旅》更像是苏东坡一生的流水账，不仅仅聚焦在他的诗词上，更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会悲会喜，也有七情六欲的人的人生流水账。作为一个科考出仕的读书人来说，他也曾鲜衣怒马，前程似锦，但终究被时代的旋涡裹挟进了党争之中，在其政治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遭贬谪。但就像杨过一样，如果不断一臂他可能也会是个武林高手，但绝不会是神雕大侠、一代宗师；苏轼也一样，郁不得志、四处漂泊造就了东坡豁达的心境，精彩的人生。
他这一生仕途不算太得意，但也做过皇帝的讲师，曾有过位极人臣的机会；虽多次被仁宗、英宗、宣仁太后赏识，有过极高的政治地位，最有影响力的诗词却写在人生最不得意的地方，比如黄州的东坡、赤壁和黄泥坂上；文章名声太大，亦被名声所累，所幸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心境早已通透豁达；一生爱吃爱喝爱交友，也有不少知己，传下了不少佳话，至今仍有苏东坡、黄庭坚、佛印、苏小妹的不少民间故事在流传；走南闯北，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哪怕是仅仅待了十几天的登州，都有关于他的古迹。这本书可贵在以东坡的视角走完了他的一生，因此视野中不会出现后世之人的评价，让我们无限接近苏轼这个真真正正的人。
这个人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但却坚定豁达，不合俗流，一生逆旅，终成佳话。回到开头的那首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句诗说的是失意和不甘吗？不，说的是洒脱和看破。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
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临江仙·送钱穆父》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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