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先生对历史中国的回顾没有限定在一句颂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民族（炎黄子孙）以及一定地域（中原王朝），这当然迥异于朝廷规定的正朔之争的政治正确。《统一与分裂》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大一统的迷思，让统一性和延续性的大国完美形象的摇摇欲坠。作者认为历史上中国包括规定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所谓规定的范围，即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这个范围本身也值得讨论）。在此之前的一切分分合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反映的是疆域变化的过程。而此后遭受的侵略失去的国土，则因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无法实际收回的既成事实。显然，作者并没有囿于正统的汉族的观念，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视为王朝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统一表现为政治上的一致和服从，这种统一是实质性的。而分裂，则是统一基础上的自治或分治（第三章）。
如果进一步讨论分裂和统一的基础，地理条件是无法忽视的因素，事实上13000多年的人类历史，无一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统一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因为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和土壤符合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作为土地财政的重要来源和中原王朝最集中的粮食产地，可以说，黄淮流域的治理是历史中国发展的重要刺激之一——中原王朝对疆域的基本要求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养活当地居民为标准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与社会复杂程度相互促进，这与游牧渔牧民族的逐草而居，兵民合一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竞争，有时是生存性的，有时是欲望性的，战争以生命和财产为代价的形成了所谓的神圣统一。基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无论统一还是分裂，一个政权为了生存竞争或者一时好恶都要为农民提供基本的政策支持已获取归顺，因为农民是构成中国的基础，治理（统治）需要的人财物皆来于农业农村农民。这使得农村成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家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无论是东汉后期，还是唐中期，甚至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北方的游牧民族只要入驻中原，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遵守中原农业文明确定的基本规则和生产方式——专制的集权化，原因同样如此。
统治者强调的高度统一（一刀切）固然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但一方面由于地方的合法权力有限，对于日常事务以外的突发性事件，将会因为层层上报而导致出现一些不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诏书治国无法避免有意无意的偏差曲解，从而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流弊。表面高度统一而实质各行其是的制度惯性，以及专制的高度集中和地理范围过大的矛盾，有时候只能靠分治、分裂来缓解。同样，即算是一个统一政权，也无法忽视地理范围与治理政策的关系，以及空间、交通和人口制度的变化。比如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作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西域青藏的管辖采取的军事控制的方式加以监护——毕竟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和征收赋税都存在巨大困难或者要承担更大的成本。一国两制或几制，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发端。而分裂分治冲击削弱了旧的集权制度，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放松，客观上促进了经济中心转移、文化和人员流动，形成了地方的较大自主权以及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本书初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讳言统一政权的弊病，也没有否定分裂时期的进步——产生弊病的并不是统一本身，而是专制制度；进步的原因也不是分裂本身，而是专制被削弱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考察中国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律论述以及解决方案仍然没有逃开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话——当然是基于统一的方案。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再联想到现在，大概也反映了时代特征。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